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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诗词中的博爱情怀与空灵境界


陈德述


[提要]  以“悲欣交集”为基调,探讨弘一法师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展示他诗词中的博爱情怀和空灵境界,从而揭示他慈悲之心的价值和对纯洁灵魂的执着追求,呈现他高尚的人格力量,顺便论及他诗词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  诗词;命运悲欣;博爱情怀;空灵境界。

[作者简介]:陈德述,男,民国二十六年出生于四川省南川县一个农民家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哲学(易学、儒学和儒家管理思想)并兼及诗词的研究,除儒学著作外,注释有藕益大师的《周易禅解》和《四书禅解》以及有关毛泽东诗词理论的论文。

弘一法师的绝笔四字墨宝“悲欣交集”,应该是他一生的终结总结和对人生的真切感悟。认真玩味这四个字,会引导我们去追索弘一法师的生命轨迹、他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和感知,给我们留下琢磨不透的义蕴和极为丰富的想象空间。“悲”是什么?是悲伤、悲痛之“悲”?是悲悯、悲怜之“悲”?还是是悲愤、悲壮之“悲”?他为何而“悲”?“欣”是什么?他又为何而“欣”?弘一法师 “悲”与“欣”的复杂情感都呈现在他诗词中,“悲欣”是他诗词基本色调,而“悲”却又是它的基本色调中的重色调。

一、命运悲欣

为了深入学习、了解和认识弘一法师的诗词,我们必须回到弘一法师生活的那个时代,了解他生活的时代特征、家庭背景和他的人生轨迹,从而揭示他“悲欣交集”与其诗词的义蕴及其格调有何的关系?

第一,国家命运的悲欣。泱泱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到了19世纪中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昔日的强盛、昔日的光辉、昔日的威严,都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转变而改变。满族入主中原,差不多与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同时,继而发生工业革命,人类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古老的中华帝国还沉睡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统治的残梦中。为了维护其满族统治者的利益,对汉族的统治更加残酷,使自宋以来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受到摧残与窒息,大兴文字狱,思想禁锢,社会处于的死气沉沉的停滞局面。西方列强用大炮来轰击这个封建营堡的大门时,无任何招架之力。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与英国签订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开始,接着而来的《望厦条约》、《黄浦条约》、《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马关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中俄密约》等,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总共与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达343个之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但割地赔款,更为严重的是丧失国家主权,从而使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满清统治者昏聩、腐败与无能,人民群众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中华民族与殖民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日益尖锐。反抗封建主义的统治,反对殖民者的侵略,救亡图存,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

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他生于甲午战争前的1880年(光绪六年),此时的中国更是西方列强砧板上的肉,任他们随意宰割。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形成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国家民族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李叔同积极支持的“戊戌维新”失败后,一线变革的希望完全破灭,满清统治者更加昏聩,腐朽。1900年,八国联军的进攻如入无人之境,大肆抢劫与杀戮,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义和团的奋起反抗,给民族生存带来一线希望,但是昏聩封建统治者怕害人民的力量,不支持甚至镇压义和团运动,结果只有屈服于西方列强,与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不但丧权辱国,还使国家极端贫困,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但是并未获得成功,袁世凯称帝,承认日本使节递交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大部份条款。张勋复辟,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国家动乱,人民不堪忍受。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继“九·一八”事变之后,于1937年7月7日,进攻我卢沟桥驻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日本在整个侵略战争中,实行“三光”政策,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使用各种毒气弹和细菌武器、制造南京大屠杀。万恶的日本恶魔,不但要亡我国家,还要亡我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第二,家庭和个人命运的悲欣。弘一法师出生于官宦富商之家,他的父亲李筱楼,是同治四年进士,任过吏部主事,后为了继承家业,辞官经商,他信奉佛教,热心慈善事业,是一个有仁爱之心的富商。李叔同说: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佛经,受到佛法的影响”,跟着“大娘”(其父亲之妻子)“学习念诵《大咒经》和《往生咒》”,“嫂子也经常教我背诵《心经》和《金刚经》等”[①]。生母王氏原为丫环,后李筱楼娶为五姨太,其出身和“地位很卑微”。李叔同“作为庶子”,无法“与哥哥相比”,因此“从小就感到”“压抑”,只得“忍受着”。1884年,其父逝世之后,母子俩没有了“庇护和依靠”,其母亲王氏的“处境很是困难”,很苦,成天“低眉顺眼,谨小慎微的度日”。李叔同“内心感到很难受”,“只有在书画世界里”,“才能找到快乐和自由”[②]。李叔同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一方面过着公子哥儿般的生活,又能受到严格的传统的教育,学习诗词、文字训诂、书法和金石,国学根基十分深厚,深受儒家孝道和仁爱思想的影响,也受到佛教慈悲思想的影响,有着强烈的博爱思想和爱国主义意识。另一方面,看见他地位卑微的母亲所受到的歧视,他作为庶子在家里没有应有的地位,感受到“压抑”、“难受”,没有“快乐和自由”,形成了他沉默寡言内心压抑、悲凉、忧愁、“悲欣交集”的性格。

李叔同有很高的艺术天赋,从小就喜欢文艺,特别是戏曲,又由于长期受到压抑而出现了“反叛”的心理,排解内心忧愁和压抑,经常去戏院看戏,于是爱上姿容秀美、声音婉啭的著名艺人杨翠喜,杨翠喜也爱上了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李叔同,以此作为彼此的精神寄托。1897年,以童生资格应天津县城儒学考试,著了三篇文章:《致知在格物论》、《非静无以成学论》、《论废八股兴学论》等等,初露才华。1897年,为了让儿子早日成家立业,使儿子收住散漫之心,由母亲王氏包办,娶了没有爱情基础的茶商之女俞姓姑娘为妻。1898年春天,仍以童生应考天津县学,应考中著《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在这些文章中认识到清朝吏治的腐败,表现出忧国忧民爱国情怀,思考着如何救国的道路。按我国传统,结婚之后应该独立生活,二哥文熙把李家在上海的产业交给他经营,1898年10月,李叔同中止县学的学业,奉母携眷迁居上海。

上海是我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外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倾销商品、搜刮原料,对我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也随之得以传播,比起天津相对自由些。李叔同在这个相对比较自由的城市中,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加入“城南文社”,结交“天涯五友”,共同创办“上海书画公会”,继考入“南洋公学特班”,后又加入黄炎培创办的“沪学会”和以柳亚子为首的文学社团“南社”,其间广泛结交具有新思想的社会名流,深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的影响,其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南洋公学特班”学习期间著《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一文中,阐述只有维新变法、发奋图存,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的道理。19012月,回天津探望二哥文熙时,惊见八国联军的种种罪行,“新鬼故鬼鸣喧哗,野火燐燐树影遮”,发誓“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意识,燃烧得更加强烈。19053月,母亲王氏去世,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丰子凯说,“他(弘一法师)自己说:‘我从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在“悲哀与忧愁”中,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于是,他于同年10月,毅然赴日本留学,学习日本何以能走向富强之路。他赴日前在《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一词中说:“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眼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这是他对自己二十六岁人生的总结,他带着“听匣底苍龙狂吼”,“是祖国,忍孤负”,“不是将军也断头”的决心,走向东洋求学。

到日本后,在上野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外,还努力学音乐、作曲和戏剧。弘一法师说,那时我“沉浸在艺术的海洋中,那是一种真正的快乐享受”[④],同时也为国家民族处于危亡的状况而悲忧。他在《东京十大名士追荐会即席赋诗》中说:“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六年后回国,先后在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任绘画教员、上海城东女学授国文和图画音乐、在《太平洋报》任文艺主编,后应聘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授绘画和音乐,同时还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绘画和音乐教员,培养出了一批艺术家,在艺术领域创造了七个“第一”,是“中国近代文艺的先驱者”[⑤],为我国近代的文化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

弘一法师在日留学期间患上了肺结核,长期治疗不愈,渴望健康。1916年冬天在杭州定慧寺作断食试验,他说:“断食期间,并没有任何痛苦,也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更没有心力憔悴、软弱无力的感觉,反而觉得身心轻快了很多,空灵了很多,心的感受力比以往更加灵敏了,并且颇有文思和洞察力,感受就像脱胎换骨过了一样。”[⑥]于是,于1918年春天在定慧寺剃度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出家后,闭关静修,潜心佛法,专攻律学;云游温州、新城贝山、普陀、厦门、泉州、漳州等地宣讲律学。我国著名佛学家、弘一法师研究专家林子青说:弘一法师的佛学思想体系,是以华严为镜,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的。也就是说,他研究的是华严,修持弘扬的是律行,崇信的是净土法门。[] 有四大律(《十诵律》、《四分律》、《摹诃借祗律》、《五分律》),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为佛教律宗的研究与弘扬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尊为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弘一法师的一生是“悲欣交集”的一生。他“悲欣交集”的感悟十分复杂,深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且难以琢摩透彻,但是他主要是为国家的衰弱、民族的不幸而“悲”;也为几千年民族的文明史、民族的自强不息、奋起抗争的精神而“欣”;他为他入佛教的清净地,能升华自己的灵魂而“欣”,也为佛教律学的废弛而“悲”;他看见了智旭的与见月宝华所著的《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不禁悲欣交集”[⑧];看见了《一梦漫言》也感叹:“欢喜踊跃,叹为稀有。反复环读,殆忘饮食。悲欣交集,涕泪不已”[⑨],“悲欣交集”陪伴了他一生。其实任何人的一生,都是有“悲”有“欣”,有“欣”有“悲’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去感悟这种“悲欣”而已。唯独弘一法师感悟到了这个“悲欣”,是因为他恻隐之心、悲悯之心以及社会良心太重了的缘故。

二、博爱情怀

从广义上讲,弘一法师的诗词除在家时所作的诗词和歌词外,还包含出家后的题词、偈语和对联,在这些诗词中蕴涵着他博大的胸怀和慈爱的情怀。儒家的“仁爱”之心、佛家的“慈悲”之心、道家“慈爱”之心,造就了他的博爱情怀。他爱父母、爱他心仪的人,爱他的学生、爱众生、爱一切生命,他说:“对贫贱低微的人我礼敬有加,对富贵高傲的人我不理不睬,对小动物我关怀备至”,[⑩]以悲怜的、悲悯的、慈悲的菩萨之心面对苍生。

第一,“对贫贱低微的人我礼敬有加”,给以特别的敬爱。李叔同从16岁到26岁这十年期间,正是他风流倜傥的时期,走马章台,过着公子歌儿般的生活。与天津名伶杨翠喜、在上海与歌女金娃娃、名妓李蘋香以及谢秋云、朱慧百、语心楼主人、高翠娥等亲密往来,特别是与杨翠喜、李蘋香相爱很深。不论是名伶也好,还名妓也好,在旧社会都是地位卑下受人瞧不起的人群。李叔同与这些人交往,除了他公子哥儿的放荡本性之外,更有对下层“贱民”同情于其中。一般的公子哥儿只把妓女当作尤物,玩弄享乐之后,就把她们抛在脑后。李叔同不同,在他写《菩萨蛮·忆杨翠喜》(两首)、《书赠蘋香》《七绝三首》、《和补园居士·又赠蘋香》(七绝四首)、《为老妓高翠娥作》(七绝一首)、《金缕曲·赠歌郞金娃娃》(一首)、《高阳台·忆金娃娃》等诗词中,描写她们的美丽和善良,表现出他对贫贱地位卑下的人充满挚爱。如《菩萨蛮·忆杨翠喜之一》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  夕阳微雨后,叶氏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1901年秋天,李叔同回天津时,专程去北京看望杨翠喜时,写下了两首词。“燕支山”:在今甘肃北部,绵延祁连、龙首二山之间,这里泛指北方。杨翠喜是天津人,相对于上海为北方。“花如雪”、“人如月”,均是描写杨翠喜美丽如雪一样的洁白、如月一样的清爽。“额发翠云铺”:“翠”,即翠墨,色泽鲜明而带墨色,额头铺盖黑黝黝的头发。“眉弯淡欲无”:弯弯的眉画着淡淡,好似没有画装一样,显得如此自然而美丽。“夕阳微雨后”:指时间与环境。夕阳西下,微雨之后,碧蓝的秋空如洗。“叶氏秋痕瘦”:“叶氏”,把秋天的树叶拟人化,树叶随秋风飘落减少,故说“秋痕瘦”。这一句营造了一个清爽而又悲凉的意境。“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落在一个“愁”字上,深深表现了李叔同的惆怅之情。埋藏在心中的美好的记忆是欣慰,心爱的人不能结合,却是悲凉、悲愁。1897年,由母亲包办李叔同与俞氏结婚,结婚本是“欣”喜的事,但与没有爱情的人结婚,却成了一桩“悲”事。李叔同结婚后迁居到了上海,但他仍然沉浸在与杨翠喜初恋的甜蜜之中。

再如,李叔同给李蘋香赠诗共七首,李蘋香回赠六首,他们互赠七绝,表明他相爱感悟之深。李蘋香是入乐藉之后的化名,她本姓黄,名碧绮,其祖上是徽州望族,到她的父辈家道衰落,迁至嘉兴。李蘋香性情恬静,天资聪慧,善诗词文章,一个偶然的不幸的遭遇,被人欺骗,最后被迫沦为妓女,成为上海著名的诗妓,出版有《天韵阁诗选》和《天韵阁尺牍选》。1901年,风流倜傥的李叔同到上海后,对李蘋香十分感兴趣,一次,一个叫山民的人在李蘋香办的天韵阁宴请铁鹤、璱瘘、冷钵斋主、补园居士、惜霜仙史(李叔同)等人,酒尽之后,人人均赋诗,书赠李蘋香。弘一法师先赋七绝三首,后又和补园居士四首[11]。风流才子与风韵才女相会,必相互倾慕而心心相印,法师赠诗七首,表明他已经心仪于李蘋香。不论是赠给李蘋香、谢秋娘,还是金娃娃、高翠娥、语心楼主人的诗,没有那种浪荡公子的淫欲声色之念、只图须臾欢乐之情,没有邪滛之恶念,而是对不幸的青楼女子给无限的同情和悲悯。对李蘋香更是奉为知己,能够相互向对方坦露心扉的人,使充满悲哀、悲痛的心得以相互慰藉。李叔同《赠李蘋香》的三首七绝,不但抒发对其心爱人的同情与悲怜,还抒发自己内心的情志。请看:

沧海狂澜聒地流,新声怕听四弦秋。如何十里章台路,只有花枝不解愁。

   最高楼上月初斜,惨绿愁红掩映遮。我欲当筵拼一哭,那堪重听后庭花。

残山剩水说南朝,黄浦东风夜卷潮。河满一声惊掩面,可怜肠断玉人箫。

“聒”,嘈杂、刺耳。“四弦秋”,杂剧名,清代蒋世铨作,描写唐代长安名妓花退红以琵琶诉说自己一身的不幸,这里暗喻李蘋香。“遮”,应读为下平声麻韵。“后庭花”,南朝陈后主曾做一首《玉树后庭花》,是描写其贵妃张丽华的。张丽华妓女出身,十分美丽,光照夺人。陈后主沉缅酒色,不理朝政,导致亡国。爱国诗人杜牧《泊秦淮》一诗中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以后“后庭花”被认为是亡国之音。“我欲当筵拼一哭,那堪重听后庭花”,表达法师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和对朝廷昏庸无能的悲愤之情。“河满”,词牌名,又叫“河满子”,首创者叫“何满”。此词叙写了歌妓沦落风尘、强颜欢笑中耗尽青春和生命的不幸身世,并对她们悲惨命运予以深切的同情。“玉人箫”,典出杜牧《寄杨州韩绰判官》:“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在淮南(扬州)任节度使时,韩绰任节度使判官,常与韩绰出没于青楼娼家。“玉人”,指美人、歌妓,这里实指李蘋香。《又赠蘋香》四首七绝,更是充满了悲悯与同情。可见,法师对贫贱低微的人的敬仰与礼遇,是他博爱思想的重要体现。

   法师从博爱的思想出发,反对“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在《婚姻祝辞》一诗中说:“天界演,雌雄淘汰,权力要平分。遮莫说男尊女卑,同是一般国民。”自然的进化,有雌雄男女,天然应该男权与女权平等,在于国家,男女都同为一般国民,何来男尊女卑呢?在《为沪学会撰文野婚姻新戏册既竟系之以诗》中,倡导婚姻自由:“河南河北间桃李,点点落红已盈咫。自由花开八千春,是真自由能不死!”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制度,男女双方没有选择自己配偶的自由,造成许多社会悲剧,法师呼吁婚姻自由,说“是真自由能不死”。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叔同也是地位卑下的人。中国旧时代的妇女受“三从四德”压迫,本身就没有地位,加上他母亲出身贫寒,由一个丫鬟而成为三姨太,更是地位卑下。他自己是庶出,不能与嫡出相比,在家中没有地位。加上他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儒家的“仁者,爱人”、“恻隐之心,仁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及佛教慈悲思想的影响,从自己设身处地着想,因而他有着对地位卑微的人给予博大的挚爱与关怀。

第二,“对小动物我关怀备至”,满怀同情与爱悯。弘一法师在《护生画集题词》中,尽情抒发他的博爱情怀。下面只列举几首《题词》,就足说明他关怀小动物和一切生命的慈母般的爱心:他在《凄音》(原为《囚徒之歌》)中说:“小鸟在樊笼,悲鸣音惨凄。恻恻断肠语,哀哀乞命词。向人说困苦,可怜人不知。犹谓是欢娱,娱情尽日啼。”世俗之人,为了消遣娱乐,把鸟儿囚禁起来,发出凄凉的叫声,难道不值得同情和悲悯吗?在《农夫与乳母》的题诗中:“忆昔襁褓时,尝喂老牛乳。年长食稻粟,赖尔耕作苦。念此养育恩,何忍相忘汝。”婴儿时,吃牛的奶水长大;成年后吃牛耕作出来的粮食,人类应该感恩,怎么还可以吃牠们的肉呢?在《倘使羊识字》诗中说:“倘使羊识字,泪珠落如雨。口中不能言,心中暗叫苦(“苦”,读为去声七遇韵)。”这里让我想起了《孟子》梁惠王不忍看见将要被杀的牛发抖恐惧的样子,说“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12]梁惠王只提出“以羊易之”,他的恻隐之心只施给了牛而未及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博爱,只是权宜之计。弘一法师从心理学的角度,用“泪珠落如雨”的诗句,抒发羊内心的悲痛,触人灵魂。在蚕的刑具》中:“残杀百千命,完成一袭衣。唯知求适体,岂毋伤仁慈。”为了“一袭衣”,杀死了无数的蚕蛹的生命,人类的行为难道不残忍吗?人类的造孽难道不深重吗?

一个有道德良知,有菩萨心的人,应该时时反省忏悔,直至全人类都应该反省忏悔,是否自私自利而伤害了众生。所以,弘一法师不断地、自觉地反省自己,反问自己:“我是一个禽兽吗?好像不是,因为我还是一个人身。我的天良丧尽了吗?好像还没有,因为我尚有一线天良,常常想念自己的过失。”[13]在《忏悔》一诗中说:“人非圣贤,其孰无过。犹如素衣,偶着尘浣。改过自新,若衣试麈。一念慈心,天下归仁。”这种反省与忏悔,就是时时清洗污染之心、执着之心、邪念之心,以彰显慈悲之心。“慈悲心”即是“菩提心”、“清净心”、“真如心”。弘一法师在《赠闽南会泉长老联语》中说:“会心当处即是,泉水在山乃清。以平常心随本性体悟,就是慈悲心;没有被尘垢污染之心,就是清净心。法师曾为晋江杜培材医生的“安人诊疗所”题联道:“安宁万邦,正需良药;人我一相,乃谓大慈。”[14]“人”与“我”,皆有相同的佛性,其相状也是相同,人我同心,不加分别,就是大慈。杜医生见了此联后十分感动,深刻地反省了自己过去“索费昂贵”的“卑鄙”和“罪恶”,要“尽量地改革过来,效法师‘慈悲众生’的婆心,真正地把‘关心民瘼’精神培植起来,藉符法师去年为我题赠‘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之箴言。”[15]法师以大慈大悲之心,修己度人,博施济众,利益众生,求天下归仁,万邦安宁之精神,乃人类之普适价值也。

第三,伟哉!我的祖;万岁!我的国。法师把他的博爱思想升华为忧国忧民、对国家前途命运担忧的爱国主义思想。弘一法师一生中都深切地爱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抒发他爱国主义思想的诗词,占了他全部诗词的很大部份。在《辛丑北征泪墨》诸篇中对国家的现状和不幸,充满了深深的忧虑之情。《喝火令》、《哀祖国》、《金缕曲·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满江红·民国肇造志》、《祖国歌》、《我的国》、《哀祖国》、《大中华》、《厦门市第一届运动大会会歌》等诗词是其代表作。

读着法师写的爱国诗词,让人热血沸腾、精神振奋,不禁要发出去为祖国献身的誓言,以死保卫国家。法师对“大中华”、“我的国”,尽情歌颂,充满深切的爱:

法师在《祖国歌》中,颂扬我伟大的祖国,“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在《我的国》中赞颂道,“东海东,波涛万丈红。朝日丽天,云霞齐捧,五洲唯我中华中”;在《大中华》中讴歌道:昆仑峰,缥缈千寻耸。明月天心,乘星环拱,五洲惟我中央中”;“赤县膏腴神明裔。地大物博,相生相养,建国五干余岁。振衣昆仑之巅,濯足扶桑之漪。山川灵秀所钟,人物光荣永垂。猗欤哉!伟欤哉!”这几段诗句,抒发我祖国雄居世界的“东方”,“振衣昆仑之巅,濯足扶桑之漪”;“朝日丽天,云霞齐捧,明月天心,乘星环拱,五洲唯我中华中”;“赤县膏腴神明裔,地大物博”,“山川灵秀所钟,人物光荣永垂”。伟哉!“我的国!”万岁!“我的国!”发自内心的对祖国深沉的爱。

但是,我可爱的祖国,自1840年以来,遭受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瓜分和蹂躏。1901年,法师回天津,写《辛丑北征泪墨》,控诉八国联军的罪行,字字是泪,声声是血,悲愤填膺,悲恸不已。在《辛丑北征泪墨》诗中,最受人称赞是三首:《南浦月》、夜泊塘沽》、《遇风愁不成寐》。《南浦月》是在上海北归辞别朋友时写的,诗中充满依依惜别之情:“杨柳无情,丝丝化作愁千缕。惺忪如许,萦起心头绪。  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是人归去。”“杨柳无情,丝丝化作愁千缕”,形容自己离愁之深重。“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是人归去”,送别他的人,也带着深重离愁,看着“人归去”。从自身和亲友两个角度描写离愁,不但说明愁重,还有一种不可预测的悲痛之感。法师在回天津路上,船停泊在塘沽,看见沿岸被告八国联军破坏的悲状,触景生情,写下《夜泊塘沽》一诗:“杜宇声声归去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春来春去奈愁何,流光一霎催人老。新鬼故鬼鸣喧哗,野火磷磷树影遮。月似解人离别苦,清光减作一钩斜。”“杜宇”,即杜鹃鸟,历来成思乡的符号,杜鹃啼血、“杜鹃声声”,指思乡情绪之深。“天涯何处无芳草”,用以反忖思乡情绪之深。眼前的残垣断壁,“新鬼故鬼鸣喧哗,野火磷磷树影遮”的惨状,是否在家乡也是如此。“月似解人离别苦”,月亮似乎都能理解“离别”之苦,“清光”都“减作一钩斜”,以移情的方法再度抒发离别思乡之愁苦,充分表达了法师思乡思亲、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在探望二哥不果,回上海上船时,写《登轮感赋》:“感慨沧桑变,天边极目时。晚帆轻似箭,落日大如箕。风卷旌旗走,野平车马驰。河山悲故国,不禁泪双垂。”感叹沧桑巨变,一个独立富裕中华,短短几十年,就变成了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半殖民地。用“天边极目时”所见之美景,以反衬他心中之悲怆和悲愤,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同时也说明,从长远看,中华民族定有美好的前景。

在他回乡探亲的所见所闻中,不禁心中之悲痛,遇风愁不成寐》一诗中,向苍天悲愤地发问:“世界鱼龙混,天心何不平?”在《感时》一诗,发出誓言:“杜宇啼残故国愁,虚名况敢望春秋。男儿若是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法师在这里认识到,为了救国不能“虚名”无实,也不能“空谈”无行(后来赴日本求学前写的《金缕曲》:“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凡中华男儿都必须要为国家去“断头”,抛头颅,洒热血。在《祖国歌》中,表示决心:“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

法师在《哀祖国》一诗中说:小雅尽废兮,出车采薇矣[16]。豺狼当途兮,人类其非矣。《采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小雅》最突出的内容是表现征战士兵厌倦战争和思念家乡的情感《采薇》是一首写一位戍边的兵士从出征到回家的诗歌,表现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归的情怀。法师是说,在今天这个“豺狼当途”的时代,《小雅·小雅》中的厌战和思乡的情绪,应该“尽废”放弃,应该要“出车”去战斗。

法师在《喝火令·故国今谁主》中,提出“故国今谁主”的问题:“故国今谁主,胡天月已西。朝朝暮暮笑迷迷,记否天津桥上杜鹃啼,记否杜鹃声里几色顺民旗。”中国应该是中国人民来作主,难道我们能容忍“几色顺民旗”,长期的那里招摇,让西方列强、帝国主义操纵我们的国家吗?哀莫大于心死,国民必须振作起来,他在《喝火令·哀国民之心死也》中,呼吁国民之心不能“死也”:“故国鸣鸲鹆,垂杨有暮鸦。江山如画日西斜。新月撩人,透入碧窗纱。陌上青青草,楼头艳艳花,洛阳儿女学琵琶。 不管冬青一树属谁家,不管冬青树底,影事一些些。”这是法师1906年从日本回国治病时,看见天津这座城市被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民生凋敝不堪,心中无限悲愤时写的。“故国”,指祖国。“鸲鹆”,指八哥,八哥说人语,被人支配。“鸣鸲鹆”,隐喻意味中国被帝国主义支配,丧失了主动权。“垂杨”和“暮鸦”,表示对统治者贪图享乐、荒淫误国的行为的极度愤慨和强烈的批判。“冬青树:是一种夏不畏酷暑、冬不惧严寒的、高达13的常绿乔木。冬青树”这个意象,隐喻我中国和中国人民。难道“不管”我们国家落入谁人之手吗?“不管冬青树底”下生活着的人民的死活吗?这两首《喝火令》以极为悲愤的心情,表达出对国家前途和命运忧虑和关切。

辛亥革命成功后,国家民族的复兴有了一线希望,他怀着高度喜悦的心情写下《满江红·民国肇造志感》: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这首词以澎湃的感情讴歌辛亥革命的英雄。“昆仑”,即昆仑山,中华民族的象征。昆仑山上一轮皎皎明月,象征祖国前途一遍光明。他为民国的诞生放声高歌,抒发心中无限喜悦之情。“囊底”,指剑铗,宝刀和长剑的代称。“鼷鼠”,家鼠的一种,身体较小。古人认为此鼠有毒,咬了人、畜至死不感觉疼痛。“双手裂开鼷鼠胆”,指民国肇造者的大无畏精神。“民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主张之一,为其三民主义的核心。“荆轲”,战国著名的刺客,奉燕国太子丹之令刺杀秦王,临行前赋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十分悲壮。刺杀失败后,被肢解于咸阳道上。“聂政”,亦战国著名的刺客,曾独自一人仗剑入韩国都城阳翟,刺杀韩国贵族侠累及侍卫数十人,暴尸街头。法师用这两个典故歌颂民国肇造者的牺牲精神。“精卫鸟”,出自《山海经》,传说精卫原是炎帝的女儿,有一天去东海玩,遇风暴袭来而死,化为精卫鸟。陶渊明诗: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17]魂魄化成精卫鸟”,比喻为民国肇造而牺牲的英雄们,象“精卫填海”一样,以坚忍不拔的精神,造福国民。“红心草”,学名叫鱼腥草。血花溅作红心草”,讴歌辛亥革命的烈士们流血牺牲的精神。“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歌颂辛亥革命的功绩和对未来的向往。

法师出家后,面临日本强盗的侵略,积极倡导“念佛不忘救国”,他还在《厦门第一届运动会歌》中宣传:“健儿身手,各献所长,大家图自强”,“切莫再彷徨”,“把国事担当”,“为民族争光!”他纵情歌唱道:

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国旗遍飘扬。健儿身手,各献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狓(音pí,一种很大的肉食动物,猖狂凶残)猖!请大家想想,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请大家,在领袖领导下,把国事担当。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 

爱国主义思想铸造了法师的灵魂,是他博爱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华民族国魂的核心。法师虽然为国家的不幸而“悲”,也为有这个民族之魂的弘扬而“欣”。法师的这种博爱思想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是留给我们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弘扬法师一贯倡导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对于今天仍然有着极大现实意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它“重返亚太”,强化军事同盟,剑指中国,实施C型包围圈,唆使它的小喽啰制造事端,中华民族的最后生存仍然存在着问题。全世界的华族同胞,团结起来,大家图自强”,把国家统一的事业“担当”,为民族的复兴,为国家的富强而“争光”。

总之,博爱是人类追求的普适价值。“凡物都有各自的爱”[18],自然之间的爱,出于事物的自然势力和自然本能。“博爱”是人类对世间的万事万物没有区别的、不分彼此的真情的倾心、关爱。弘一法师的博爱情怀是他毫无自私自利的、纯粹没有任何污染的心灵的表现。“泛爱万物”、“仁民爱物”、慈爱众生、悲悯众生、化度众生的博爱情怀,塑造弘一法师的极为高尚的人格魅力。他的《为红菊花说偈》一诗中“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切。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是他高尚人格的真实写照。“简言之,李叔同的人格力量是崇高德性与非凡才情兼备—渗透着深广爱心、体现着博大胸怀的崇高德性与非凡才情的兼备”[19],法师是一个兼有“深广爱心”、“崇高德性”、“非凡才情”的人。

三、空灵境界

西陵下先生说得好,法师诗词的“一贯风格”是“意境高雅,流畅自然,不用僻典,人人可懂”[20]。李叔同诗词的最大特征是“空灵”、“朦胧”。法师在谈到自己的人生感悟时,多次提到“空灵”二字,他所说的“空灵”是指心境的清静平淡和身心的轻松快乐。那么作为美学意义上的“空灵”就是空寂和灵动。“空”是“静”,“灵”是“动”,“空灵”,是高深莫测、幻化无穷的意思。“空灵”本是佛语,通过神禅诗而引入诗论的,传统诗论讲的是“朦胧”。所谓“朦胧”,就是模糊不清、不可捉摸之意也。“朦胧诗的意境不十分清晰,诗意不十分明确,如同隔雾看花,看似美,然不知其所以美,给人以扑朔迷雾,恍兮惚兮的感觉。”[21]“空灵”即是“朦胧”,“朦胧”即是“空灵”,皆“含蓄”也。诗贵含蓄,重意在言外,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意隐不露,似实而虚。诗要“讲究诗意和诗的境界”,“诗贵意境高尚,尤贵意境之动态,有变化,才能见诗之波澜。”[22]法师的许多诗词的风格也是如此。

法师从小读《心经》和《金刚经》,受佛教空灵思想的影响很深。《金刚经》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偈颂,深深地扎在他的脑海中。法师在解释《心经》中“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说:“不异:粗浅色与空互较不异,仍是二事;即是:深密色也空相即。空依色,色依空,非空非色,非色非空,乃是一事。”[23]“空是什么意义呢?因缘和合而成,没有实在的不变体,叫空。”“一切皆空,就是依这个因缘所生的意义而说的,所以佛说一切皆空,同时即说一切因缘皆有,不但要体悟一切皆空,还要知道有因有果,有善有恶。学佛的,要从离恶行善,转迷启悟的学程中去证得空性,即空即有,二谛圆融。”[24]空色二谛圆融,色中有空,空中有色,相即相入,此乃空灵境界之哲理也。诗之“意境”,非有非无、以虚显实,以隐而显,以少寓多。意境赋予诗词以含蓄美,它使“诗歌以蕴藉深厚、包容宏富,情韵隽永,余味无穷的内在审美特性与以少总多,灵动超脱,变幻多姿,空灵秀美的外在美。”[25]弘一法师首先追求的心境的空灵,认为只有心的空灵,才能得到欣喜和快乐,所以他自觉地把佛教空色圆融的理论用诗词创作,创造出空灵的境界,进一步从诗的空灵境界中获得心灵的欣喜和快乐。

第一,以朦胧之意境而显其空灵之境界。法师的诗词淡雅、闲静、含蓄、柔美、婉约、朦胧,以显空灵高雅之境界。如在《醉时》、《春风》、《昨夜》、《隋堤柳》、《如梦》、《帘衣》、《咏菊》、《早秋》、《冬》等诗中,都充满着朦胧空灵之美。下面,我们着重分析《送别》一词: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馀欢,今宵别梦寒。

此词是为送别他的“天涯五友”许幻园而写的,写得悲凉、哀深、情真,并且有朦胧、空灵的意境。“长亭”、“古道”、“芳草”,皆为送别、别离的意象。柳永在离别词《雨霖铃·寒蝉凄切》中,有“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之佳句。李白《灞陵行送别》:“我向秦人问路岐,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楚辞·招隐士》:“王孙遊兮不归,芳草生兮萋萋。”崔颢的《黄鹤楼》中亦有“芳草萋萋鹦鹉洲”之句。法师不直言送别,只用三个意象说明之。隋代无名者诗:“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法师特用“晚风拂柳笛声残”,以加强惋惜离别的气氛。“”、“”、“零落”、“馀欢”、“知交半零落”、“今宵别寒”,这些字、词、句提炼的艺术手段之高超,是难以企及的。“山外”之“山”、“天之”“涯,地之”“角”,皆有空旷、广漠、无痕的意境,在“离愁别恨”的真情中,营造了一个朦胧的、不可捉摸的空灵的境界。

   历史上,有许多诗人写有十分优美的送别诗,他们或抒发朋友之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或劝离友珍惜离别的瞬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或安慰别离的亲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或盼望亲友早日回归,“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明年春草绿,王孙归不归”等等,像法师这样情感真挚、意境幽远、朦胧空灵,却是少有的。

第二,试图从道家的空寂清净境界而达空灵之境。道家追求的境界是“朝彻”与“逍遥”的洁明的心境和绝对的精神自由,要做到“无己”、“无功”、“无名”、“无用”,才能与“道”合一,而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所有错误观念,都因“成心”所致,而不合于“道”的。只有 “道心”才是浑然为一、洁净清明的明净之心。要经过“忘天下”、“忘外物”、“忘生死”,才能进入“朝彻”[26]的境界。“朝彻”也者,“生死一观,物我兼忘,惠照豁然,如朝阳初启,故谓之‘朝彻’也”[27]。“朝彻”,就是使心灵进入到早晨那样净洁、明亮的境界。法师在《幽人》、《幽居》、《天风》诗词中,曾追求过道家的这种“朝彻”。在《幽居》中,“唯空谷寂寂,有幽人抱贞独。时逍遥以徜徉”,“眇万物而达观,可以养足”;“唯清溪沉沉,有幽人怀灵芬”,“睇天宇之廓寥,可以养真”。“抱贞独”、“怀灵芬”,指法师抱怀着追求一种内心洁净,与世俗无染的内在的美德。在《幽人》中,“当风且振衣,临流可濯足”,“浊世泥途污”,“吾与天为徒”。“振衣”、“濯足”:出自西晋左思《咏史诗八首之五》 “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的名句中,“振衣”,抖掉衣服上的灰尘。“濯足”,洗脚,洗去脚上的污垢。意为在高千仞的山岗上抖掉衣服上的灰尘,在水流万里的江河旁洗去脚上的污垢,形容放弃世俗生活的荣华富贵,立志在山中隐居。 “与天为徒”出自《庄子·大宗师》,成玄英疏云:“同天人,齐万致,与天而为类也”[28],即与自然同类,与天合一。如此,人就没有欲望,心灵就空寂净明了。在《天风》中说“云滃滃云气腾涌、烟雾弥漫),云滃滃,拥高峰。气葱葱,气葱葱,极巃嵸。苍耸耸,苍耸耸,凌绝顶,侧足缥缈乘天风”;“仰观寥廓之明明,天风回碧空。天风荡吾心魄兮,绝于尘埃之外,游神太虚。天风振吾衣袂兮,超于万物之表,与世长遗”;“绝于尘埃之外,游神太虚”,正是庄子追求的境界。“天风荡吾心魄兮”,是多么的广漠而“空灵”!

   第三,由心境之空灵而达诗的意境之空灵。空中楼阁化中身,休管人生幻与真”,这是法师《和宋贞<题城南草堂图>原韵》一诗中的两句。按佛理,世间的一切事物,皆是“”,只有“真如”、实相才是“真”。“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识,真如、一念心性,才是“真实”。道家也认为,人生是梦,事物之差异、言论之是非、生死荣华、功名利禄也是梦,梦亦是梦,梦即是幻,一切都是虚而实的,只有“道”才是唯一真实,它“自本自根”,“生天生地”。道佛两家所追求的空灵净明却是有差别的,佛教的境界更高,所以法师从道家空寂寥廓转入到佛家的空灵之境,从佛家里找到了空灵欣喜的快乐。

法师在《清凉歌》中尽情抒发“光明殊皎洁”的境界。“清凉月,月到天心,光明殊皎洁。今唱清凉歌,心地光明一笑呵!清凉风,凉风解愠,暑气已无踪。今唱清凉歌,热恼消除万物和!清凉水,清水一渠涤荡诸污秽。今唱清凉歌,身心无垢乐如何! 清凉!清凉!无上究竟真常!”法师在此诗中,运用“清凉月”、“清凉风”、“清凉水”这三个意象,组合成了“心地光明”、“热恼消除”、“身心无垢”、“无上究竟真常”的意境,展现了“光明殊皎洁”的空灵境界。

法师还《山色》中说:“近观山色苍然青,其色如蓝。远观山色郁然翠,如蓝成靛。山色非变,山色如故,目力有长短。自近渐远,易青为翠;自远渐近,易翠为青。时常更换,是由缘会。幻相现前,非唯翠幻,而青亦幻。是幻,是幻,万法皆然。”观山色不仅有远近不同而 时常更换”其颜色,而全是因缘和合的缘故,世间一切现象都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独立自在的主体,“万法”本质是“虚幻”的。在《花香》中说到观花,为何“昼有香,香淡如;入夜来,香乃烈”呢?“鼻观是一,何以昼夜浓淡有殊别?”是因为“白昼众喧动,纷纷俗务萦”的缘故,说明只有“凝于神”,凝聚心识,才能获得自性清净的心境,才能达到心灵的寂静空灵。

弘一法师的学生丰子凯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灵魂生活就是宗教。”[29]学生曹聚仁进一步把法师的心灵生活分为三重境界,《落花》、《月》、《晚钟》分别代表这三重境界:《落花》诗中,运用六个“纷”字和六个“寂”字,表明他心灵中“纷烦”与“寂静”的矛盾冲突十分利害,“惟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落花无言”、“化作泥尘”、“春光长逝”,“永绝”回归的“消息”;“既乘荣以发秀,倏节易而时迁,春残。览落红之辞枝兮,伤花事其阑珊,已矣!”“春残”“已矣!”,如此伤感。“荣枯不须臾,盛衰有常数!”,人世间的一切,皆“须臾”而已,不是人力所能为的。感叹“朱华易消歇,青春不再来。”学生曹聚仁说,“这是他中年后对于生命无常的感触,那时期他是非常苦闷的,艺术虽是心灵寄托的深谷,而他还觉得没有着落似的。不久,他静悟到另一境界,那便是《月》所代表的境界”[30]:在《月》诗中,心灵得到了升华,进入到了“荡涤垢滓”、“圣洁明明”、“虚渺无极”、“灵光普万方”的、无幻境、无外物、无自我的境界。
《晚钟》一诗,代表法师心灵的第三种境界,也即是宗教的境界。法师在诗中生动形象地描述灵魂摆脱了世间种种缠挠和牵挂,“誓心稽首永皈依,瞑瞑入定陈虔祈”,灵魂中“倏忽光明烛太虚,云端彷佛天门破。庄严七宝迷氤氲,瑶华翠羽垂缤纷。”“烛”,照亮、光明。“太虚”,指宇宙太空。“天门破”,进入佛国的门洞开。“庄严七宝”,指佛国楼阁亭台富丽堂皇,气象尊严。“氤氲”,本指阴阳和合之气,这里指弥漫状态。“迷氤氲”,沉醉于弥漫在空中的佛香。“瑶华”,指美玉。佛教用金银、砗磲(大型贝壳)、珊瑚、琥珀、琉璃、玛瑙这七宝来代表佛法的庄严。翠羽”,孔雀的羽毛。“垂缤纷”,指从瑶华翠羽”呈现出各种美丽的色彩。“仰天衢兮瞻慈云,忽现忽若隐”。天衢”,天空广阔,任意通行,有四通八达之道。“慈云”,比喻佛之慈心广大,犹如大云覆盖世界众生。妙哉!“慈云”,“忽现忽若隐”。广大的佛慈悲之心,忽现又忽若隐,让人不可捉摸,可见而不可求。“钟声沈暮天,神恩永存在,神之恩,大无外!”法师受日本天理教的影响,借用其“神恩”概念。神恩则如沐春风,恩泽若海般广阔,连绵不绝,无边无际。受恩者清爽空灵,向善不尽。借“神恩”之庇佑,由痛苦的此岸渡到达慈云广被的佛国彼岸。 

四、历史地位

这里顺便谈一谈弘一法师诗词的历史地位问题。法师诗词的艺术特色和历史地位,应该作专题的研究,不是此文的应该涉及的内容。有学者说,弘一的诗词应该在中国诗词史占有一席之地,是完全正确的:第一,法师的诗词平淡、情真。平淡之诗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溢出,无须故作雕琢,犹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31]也。“淡者,诗之本色”[32],“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33]。平淡自然的诗能写其诗人胸中之妙,能表现诗人的真实情感。法师用平常的话著诗,平淡天然,情真意浓,有诗味,有意境,是非常难的,没有高超的、娴熟的艺术水平是作不到的,充分表现出了法师的艺术才华。第二,法师的诗词具有鲜明的音乐美。法师集诗人、音乐家和作曲家于一身,他创作出的诗词和歌词,不但具有音韵美,还具有音乐的音节铿锵之美。清代李调元说:“诗有三字诀:曰响、爽、朗。响者,音节铿锵,无沉闷堆塞之谓也。”[34]法师的诗词回到了诗与歌相结合的优良传统中,给了我们一个很有价值的启示。

第三,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法师对传统诗词的改革进行了有效的尝试。传统的格律需要改革、发展和创新。清末黄遵宪虽然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但是,没有找到具体的道路。可以说,法师率先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应该说是有成绩的,只是没有引起后人的重视。民族新体诗歌如何形成、创新和发展,有不少的诗人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进行着探索。著名的生物学家兼诗人的周太玄于1919年著《过印度洋》一诗:“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远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哪里是非洲?那里是欧洲?我美丽亲爱的故乡却在脑后!怕回头,怕回头。一阵大风,雪浪上船头。飕飕,吹散一天云雾,一天愁。”此诗发表在1919年《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上,得到胡适的肯定,并称赞说:“初作新诗都带着词、曲的韵味音节。”[35]“五·四”运动前,诗人吴芳吉也探索新体诗歌,写出具有民族艺术特色的名诗《婉容词》,当时影响很大。“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的诗词几乎被打倒,新诗几乎欧化了。二、三十年代以闻一多为代表“新格律诗”运动,没有形成气候。民族新体诗歌如何发展,一直在探索中,1945年,毛泽东名词《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引起诗词界的巨烈震动,传统诗词获得了新的生机。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对民族新体诗歌的探索指出了方向,毛泽东用他创作的实践,实践着他自己的理论,写出了不少有名的诗词。

弘一法师的诗歌创作,有着率先探索的意义。他继承了传统格律诗的艺术特点和民族的审美心理模式;他的诗词不但情真而意浓,十分注意意境的塑造;他的诗词不只是注意持正容变,既继承,又有创新;特别是他的自度词,别有一番时代的新风味。问题是对弘一法师诗词的深入还不够,只有深入认识了他的诗词,才能了解它的真正价值,确立其历史地位。

我深信,我们的民族绝对不会忘记弘一法师的历史功绩,他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将永垂青史。

               

2012年5月2日于成都南河畔青松斋



[] 李叔同著、释德禅编译:《佛法无边 感悟》第8页,华厦出版社,2008。

[] 李叔同著、释德禅编译:《佛法无边 感悟》第7页、第8页,华厦出版社,2008。

[] 丰子凯:《法味》,见西陵下著:《别后芳草碧红尘:弘一法师李叔同的诗词人生》,第101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 李叔同著、释德禅编译:《佛法无边 感悟》第13页,华厦出版社,2008。

[] 丰子凯:《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载《美学散步丛书 悲欣交集》(附录),第2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李叔同著、释德禅编译:《佛法无边 感悟》第15页,华厦出版社,2008。

[] 李叔同著、释德禅编译:《佛法无边 感悟》第5页,华厦出版社,2008。

[] 李叔同:《一梦漫言·跋》,载《美学散步丛书 悲欣交集》,第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李叔同著、释德禅编译:《佛法无边 感悟》第11页,华厦出版社,2008。

[11] 参见金梅著:《悲欣交集 弘一法师传》第54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12] 《孟子·梁惠王上》。

[13] 李叔同:《最后之□□(忏悔)》,载《美学散步丛书:悲欣交集》第1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4] 参见金梅著:《悲欣交集 弘一法师传》第503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15] 转引自金梅著:《悲欣交集 弘一法师传》第503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16] 法师借用文天祥诗:《和夷齐西山歌》中的第一句

[17] 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载《陶渊明集》。

[18] 但丁:《宴会》Ⅲ·3,见《西方思想宝库》第195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

[19] 陈星:《说不尽的李叔同》,见西陵下《别後芳草碧红尘:弘一大师李叔同的诗词人生》第143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20] 西陵下:《别後芳草碧红尘:弘一大师李叔同的诗词人生》第80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21] 陈应鸾:《诗味论》第194页,巴蜀书社,1996。

[22] 刘汉民编著:《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第106、142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23] 李叔同:《切莫误解佛教》,见《问佛 观心》第207页,华文出版社,2010。

[24] 李叔同:《切莫误解佛教》,见《问佛 观心》第73页,华文出版社,2010。

[25] 蒋均涛:《审美诗论》第179页,巴蜀书社,2003。

[26] 参见《庄子·大宗师》。

[27] 成玄英疏,见《庄子注疏·大宗师》。

[28] 引自王先谦:《庄子集解·庄子集解内篇补正》。

[29] 丰子凯:《我与弘一法师》。

[30] 转引自:http://hi.baidu.com/%B9%E3%D6%DD%CC%EC%BA%D3%BA%C0%BE%B0/home

[31]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32] 毛先舒:《诗辨坻》卷一。

[33] 梅尧臣:《依韵和晏相公诗》。

[34] 李调元:《雨村诗话》第27页,巴蜀书社,2006。

[35] 陈应鸾、周孟璞等编註:《周太玄诗词选集》第89页,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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