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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古代官德思想的内涵


陈德述


【摘  要】我们将中国古代的官德思想,归纳、概括为“为民”、“亲民”、“务实”、“勤政”、“清廉”、“公正”、“忠信”、“谏诤”、“好学”等九德。这“九德”是古代官德思想的精华,它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古代官德思想系统,其重点是“清”、“谨”、“勤”。在“以民为本”思想基础之上的“为民”一德是最具人民性和进步性的官德。“九德”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它对于当今的官德建设和廉政建设,都具有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官德思想;内涵;价值;意义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88-0139(2013)07-0013-12

   


   在中国几千年优秀的政治文化中,官德思想十分丰富,我们从中归纳、概括为九个方面:“为民”、“亲民”、“务实”、“勤政”、“清廉”、“公正”、“忠信”、“谏诤”、“好学”等。这“九德”概括了古代官德思想的精华,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古代官德思想系统,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对于当今的官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广义上说:“官德”分为君德和臣德。唐太宗在《帝范》中把君德归纳为:居安思危、忠义、孝友、公平、廉洁、诚信等德。武则天在《臣轨》中则把臣德概括为:至忠、公正、敢谏、诚信、慎密、廉洁、利人等七德。武则天之相姚崇德提出“五诫”:公平正直、存信去诈、无私不贪、冰清玉洁、慎终如始等。宋代吕本中把官德的核心,归纳为三个字:“清”、“谨”、“勤”。“清”就是清廉不贪、廉洁不污。“慎”就是处理事务谨慎严肃。“勤”就是勤于政务,夙夜匪懈。宋代李元弼则归纳为:“谦”、“和”、“廉”、“谨”、“勤”。明清两代则将官德的内涵加以扩展,明代薛瑄归纳为“七要”,即“正以处心”(公正)、“廉以律己”(廉洁)、“忠以事君”(忠君)、“恭以事长”(尊上)、“信以接物”(忠诚)、“宽以待下”(宽厚)、“敬以处事”(谨慎)。清代袁守定则归纳为“五诀”,即“清”、“慎”、“勤”、“和”、“缓”等。此外,他还归纳出“忠”、“诚”、“敬”、“宽”、“谦”、“俭”、“忍”等七德。可见,官德的内涵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但无论如何“清”、“谨”、“勤”总是最主要的,表现出古代官德内涵的延续性和丰富性。现将归纳出来的“九德”,简略地加以论述。

  

一、“为民”“亲民”是最具进步特征的古代官德

  “为民”,是古代官德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官德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重民、以民为本是独具特色的,从最古老的文献《尚书》中,就有明确的体现,以后不断发展、丰富。在“以民为本”理论基础之上形成的以德治国的思想,是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体现。如何评价民本思想,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毫无疑问,民本思想的直接目的是“为君”服务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利于统治阶级政权的稳固。国家政权的稳固,社会和平安宁,是有利于人民的。所以,政治思想家们深刻认识到“民为邦本”的深层社会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为民”的官德思想,这是中国古代官德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飞跃,是中华民族在政治学说中的一种创造,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适价值。

  “为民”,是古代为官者十分进步的价值取向,它应该是官员的思想指向和执政行为指向,决定着对民众的态度,也是决定着国家政权是否稳定的问题。所以,政治思想家们、执政者们,不断地对“为民”一德进行探索,提出不少著名的论点。战国时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1]汉代大儒董仲舒也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万民也。”[2]“天生烝民”[3],不是供君王役使的。天之所以“立君立王”,不是用来役使人民的,而是“为民”的。在古代“天”不只是最高的立法者,也是最高的监察者和谴告者,荀子、董仲舒借天之威明确提出“为民”的官德思想,深刻反映出中国官德思想的人民性和进步性。此后“为民”一德不断的发展,到了清初唐甄提出了“凡所有事,皆为民”[4]的主张,这从外延上扩展到了一切政务,不是某一件事或某一个局部,而是一切政务都要是“为民”的。稍后的袁守定在对“为民”一德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他提出 “竭力为民,即是效忠”[5],即忠于民,也是效忠于君,他把忠于人民和忠于君王统一起来了。换言之,忠于人民就是忠于君,忠于君不等于忠于人民。从此,“为民”一德不论从外延上,还是从内涵上都大大的发展和充实了。于是,“为民”一德不只在中国官德建设上、而且在世界的官德建设上,将永远闪耀着耀眼的光辉。

  奉行“为民”之官德,在客观上发挥了历史的进步作用:第一,它可以促使国君实行善政,促使地方官员关心民生,兴修水利,重视教化,政治清明,创建太平治世,如历史上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等等就是如此,这是中华文明持续发展重要原因之一。第二,它可以缓和、消解社会矛盾。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的主体是农民和地主,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如果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官府课重赋,矛盾就会激化,直到公开对抗。如果官府、官员奉行“爱民”、“为民”政策,为民办事、为民请命、为民建功,爱护民众,就可以减少矛盾的对抗,使社会维持在相对平衡状态中。第三,“为民”是国家、官府天然的责任和义务。“天之立君,以为民也”[6],“而天立王以为万民也”⑦,“社稷亦为民而立”[8]。就是说:建国设官、国家社稷皆是“为民”而立的。这是古代中国思想家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与西方的社会契约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说相比,有其鲜明的民本色彩。换言之,“为民”是国家及其各级官员的天然的、内在的、上天所赐予的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为民”一德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只是一种理想、追求和向往,那时的主要导向之德是“忠君”,不是“为民”,而“亲民”一德,却是可行的、最受百姓欢迎的官德。《礼记·大学 》首先提出“亲民”的概念,接着在《礼记·缁衣》篇中说:“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管仲也说:“吾亲民,而民亲矣。”[9]没有“亲民”一德,就难以体现和实施“为民”之德。“爱民”、“亲民”是双向取向的。统治人民的君王,首先要爱民和亲民,人民才能爱之、亲之。从历史上看,“亲民”不只是一种思想观念,它还是廉吏、能吏、良吏、明吏、福吏等清官不断奉行和实践过的官德。

  为官者、“牧民者”,“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9]。管仲说:“凡牧民者,必知其疾患苦。”[11]“依”,隐痛、疾苦。当政者,必须首先要了解、知道老百姓隐藏在内心中的疾苦,这需要深入民间、深入百姓之中才能做得到,麻木不仁,官僚主义,高高在上是不行的。所以要深入调查,“观于四方”,“询问民瘼”,“广求民瘼”,“访民瘼于井邑”,还要“察冤枉于囹圄”[12],就是说:要到基层村井中去了解民情,察知人民的生活状况,贫民的生活如何?鳏、寡、孤、废、疾者的状况如何?还应该到监狱中去察看,是否有冤狱。荀卿在其《荀子·富国篇》中强调,关心民众生活要做到无微不至,要“使民夏不宛暍,冬不冻寒”,使民众夏天不要受到暑气之害而中暑;冬天不要使民众受冷挨冻。这样才能“保惠于庶民”,使民众得到保护、恩惠和关怀。

  明清以后,如何“亲民”有更多的论述和总结。清初,汪祖辉认为:执政行政应“以亲民为要”,他说:“亲民之道,全在体恤民隐,惜民之力,节民之财,遇之以诚,示之以信。不觉官之可畏,而觉官之可感,斯有官民一体之象矣。民有求于官,官无不应;官有劳于民,民无不承。”[13]乾隆时期的金庸斋也主张行“亲民”之政,他对“亲民之官”深入民间的情形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时屏驺从,巡历乡村,与山农野叟,欢然讲论,察访与情。不烦人迎接,不累人一啜一杯,务期民志常通,欲恶与共。”[14]清末满族官员他塔拉氏·刚毅说:“亲民之官,要将亲自做到,时常下乡,与百姓课晴雨、谈闲话、劝勤俭、戒浮惰。贤者礼之,愚者教之。嘱其勿争讼,勿赌钱,勿妄为,勿窝匪。朂之以孝悌,勉之以耕桑,设学校,宣圣谕。”还说:“邀集绅耆讲求水利,编查保甲,建立社仓;开垦荒田,即山泽园圃之利;鸡豚狥彘之畜,亦皆为之经画;鳏寡孤独废疾,亦皆为之养赡。作此仁民爱物之事。”[15]初到一个地方任职,首先要了解任地的情况,“莅任之初,于地利民情,山川形势,诸多未谙,必须博访周咨,集思广益。”在调查中,不但要了解民情,还要注意地理、水利、道路、村邑等情况,“如遇品学兼优者,应虚心礼貌,细询合邑民情土俗,水陆山川,大路小道,及邑内几乡几村。”[16]刚毅还主张,还要对词讼进行特别的关注,以解决民众之难,他说:“州县自理词讼(诉状),不过户婚田土,视为无关紧要,而小民身家即关于此。常见一纸入官,经旬不批。批准不审,审不即结,及至审结,仍是海市蜃楼,未彰公道。徒使小民耗费倾家,失业废时。所谓民刁俗悍者,恐未可尽咎之民。”[17]可见,古代为官者对“亲民”一德是何等的重视!

  从以上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亲民”一德极为丰富的内涵:第一,治理国家要“以亲民为要”。所谓“为要”者,当为执政者不得不实行的、不可忽视的大事情。第二,要“时常下乡”,到村井中去,到普通民众中去,与“山农野叟”交谈,向他们细加询问,作调查研究。第三,要端正态度,要“虚心礼貌”,放下官架子,“不烦人迎接,不累人一啜一杯”,只有“虚心礼貌”才能与“民志常通”,才能体现出“亲民之官”的良好形象。第四,在进行询访、调查的同时,也要进行宣传,一方面要鼓励百姓“朂之以孝悌,勉之以耕桑,设学校,宣圣谕”;另一方面要劝诫百姓“勿争讼,勿赌钱,勿妄为,勿窝匪”,“愚者教之”,一举两得。第五,对于“词讼”之类的问题,不能拖拉,要尽快解决。同时还要站民众的角度看问题,司法要“彰公道”,不能使“民耗费倾家,失业废时”。对于司法工作中不力,造成民众不满,不能归结为“民刁俗悍”,要从自身找责任,不能“尽咎之民”。把“博访周咨”得来的情况,加以综合“集思广益”,这样对民之所思、所想、所求就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古代的这些“亲民”的官德思想和所推行的“亲民”之政,对于今天官德建设是很有借鉴价值的。

  

二、“务实”“勤政”是执政者的建功立业之德

  崇实、务实,强调经世致用,是中华文化固有的优秀传统。“务实”不只是种官德,更是一种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立足点和思想方法。不论是“为民”、“亲民”,还是其他官德都要在务实的施政中,落实到实处才有意义。

  由于中国古代文化是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的,它有明显的保守的倾向,但是国学宝典《周易》是一部讲变化的书,它强调“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18万物都是“变动不居”,要“唯变所适”。因为世上没有不变化的事物,它们像河里的水奔流不息一样,“逝者如斯”。还有世间的“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世间的“事”,“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19]所以,韩非子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20]后来,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提出“实事求是”[21]这一著名论点,在求真、务实、实行和致用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着古代官德思想。

   “务实”,必须见之于实行、见之于行动,那就是“勤政”。常说的“据德”“敬业”应该是社会公德之一,也应该是官德的重要内容。《周礼·天官》说:“敬,不懈于位也”,所谓“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22]什么是“勤”呢?就是尽力做事,不偷懒,不怠惰。“勤政”,勤勉于政事而不懈怠,“早入晏出,奉公忘私,虽休勿休,恪勤匪懈”[23],“仕而不勤,人必受敝。”[24]勤于政务,不但要为百姓认真办事,还要办好各种事务。南宋真德秀说:“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还赞扬“古之圣贤,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余乎?”接着批评当“今之世”的怠政者,“反以鄙俗”的目光看待“有勤于吏事者”为不正常,而沉湎于“诗、酒、游、宴”的怠政行为“则谓之风流闲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25]明代一佚名者在《初仕要览·勤政》篇中说:“以勤政为首务,政不勤则百事殆”。如果一个官员精神不振,贪于女色,花天酒地,淫乐无度,不勤于政务者,百事殆敝,经济不兴,社会不安,不但人民受其害,而且自己也没有不倒台的。清代著名思想家唐甄的女婿王闻远介绍:唐甄在山西长治县任知县时,反对搞文牍主义,官府要推行某个主张,不只是发布文告,要亲自带头领导民众去实施,效果很好。王闻远说:“先生之治长子也,首先蚕务。导民树桑,以身率之,日省于乡,三旬而树桑八十万本,民业利焉。”[26]唐甄这种勤于政务的、带领民众实施政令的勤政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所谓“勤政”,是要实行、实治,特别要有实效、实功于民。古代的“实治”最强调的是“利民”、“富民”。“富民”是我国古代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和政策,也是恒常不变的官德内容之一。早在《尚书》中就提出了惠民、养民、富民、安民的思想。在孔子著名的“庶、富、教”思想中主张“富之”。“富民”是各级官员的首要任务。《管子》书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27]汉代贾谊认为,官员在施政中要使人民富裕、安乐为其重要功绩。司马迁强调“治国之道,富民为始”[28],王符也认为,“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29]唐甄把他“务实”和“勤政”的官德思想落实“富民”上,提出了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富民”思想:第一,国家必须以“富民”为宗旨。第二,要“官不扰民”,要“省官”、肃贪,特别反对贪官污吏对人民的虐夺。第三,要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特别强调树桑种棉,养蚕缫丝,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第四,要改革货币,废除银币,用铜钱取而代之,使有足够量的货币促进商品流通,促进商业的繁荣。唐甄的富民思想和主张,是他所主张的“实治”、“实行”、“实功”、“实效”和勤政思想的落实。“富民”,是一切清官,特别“福吏”认真所遵循的一种官德。“富民,是中国古代官德的基本理念和坚定信念。古代《官箴》,视‘富民’为官吏应具备的德性,富民可以成就帝王之大业,可以造化居官者之功德”[30],它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意义。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长期遵循“农本商末”的经济思想和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加上“民以食为天”的观念,在“富民”政策上以重“衣、食”两项为重要内容。那么如何来满足民众的衣食问题呢?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减轻赋税,竭力主张推行十分之一的“彻”税法。孟子“富民”的目标是要使“黎民不饥不寒”,使百姓吃饱穿暖,“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31“易”者,耕治也,对田地要细加耕作。耕种好田地,减轻其赋税,民众就可以富足了。孟子还在提出“制民之产”的同时,主张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32“勿夺农时”,官府不要在农忙时节征用民力,以夺去民众的耕作时间,贻误了农业生产;“无失其时”,民众本身不违背春播和秋收的时间,影响粮食的生产和收获。同样,荀子主张增产节约,“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33增产的方法是精细耕作,提高田地的肥力,从而提高产量,剩余的粮食堆积“若丘山”,“无所藏之”。以后历朝历代的思想家和爱民为民的官员们都十分重视推行“富民”的政策,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亮点。

  

三、“清廉”“公正”是为官者最基本的道德

  “清”,洁净,廉洁,不贪污。“清者,廉洁不妄取之谓也。”34“廉者,洁不滥浊也”,35“廉,不贪”。36总之,“清廉”,就是廉洁不贪污,见得思义,不义之财丝毫不取。“清”,也有“公正”的意思。“公”,正直无私也。“正”,不偏邪、合于法度、合于义理者。“公正”,就是公心为上,去除私心,正确行使权力。从一定的角度讲,“清廉”即“公正”,“公正”即“清廉”。“清廉”和“公正”都是历朝历代十分重视的重要官德规范,这是一个社会政治是否清明的风向标和指示器,不可不慎也。

  “清”的对立面是“污”,“廉”的对立面是“贪”。“廉者,政之本”、“民之表也”;“贪欲者,众恶之本”,“民之贼也”。贪腐的人性根源是人的欲望没有受到节制而无限膨胀,造成人性异化,使人性恶的方面得到了张扬。物欲、私欲膨胀是一切罪恶的渊薮。《韩非子·解老》篇说:“有欲甚,则邪心胜。”贪婪的、贪腐之“邪心”生于物欲、私欲,所以“罪莫大于多欲”。37陆九渊说:“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则心之存者必多。”38物欲盛,则人本有的善良之心就会减少,甚至可能丧失,只有节制欲望、减少物欲才能较多地保存本有之心。所以,先贤早在《礼记·曲礼上》中就告诫说:“欲不可纵”,纵欲必成灾。“无厌之欲,乱之所自生也。”39“欲不可纵”,早已成为先贤们的共识。“人心无厌,惟当以礼制之”40。所以孟子主张“寡欲”,荀子主张“节欲”,应该说: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人是有欲望的,欲望是人性的一部分,“灭欲”或者“绝欲”,人就成了枯木死灰,不成其为人了。所以,荀子说:“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41可见,宋儒主张的“灭人欲”是违背人性的。人欲不能“灭”,但也不能放纵,要用义理道德、法律强制来节制。“多欲”、“纵欲”,则必形成奢侈的社会风气,进而使物欲膨胀,成了贪腐的社会根源。相反,“寡欲”、“节欲”、“无欲”,可以培育和形成节俭的社会风气。

  “俭,德之共也”42,俭是最大的道德之一。“俭”的反面是“侈”。“侈,恶之大也。”43“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纵者危,节欲者安。”44凡是贪官都是人欲的放纵者,把物欲、利欲、色欲放纵到最大,甚至放纵到了极致。“无欲”是人感受到幸福的心理指数。唐代傅玄说:“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无欲则无求,无求者所以成其俭也。不知足者,则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则虽有天下,所求无已,所欲无极矣。”45老子特别主张,除去淫乐、除去奢侈、除去骄泰,要有知足感,知足者常乐也。克俭节用,廉约小心,不犯贪污之罪。

  贪污是犯罪,不论对于个人或者国家都是危害很大的。“廉”者,是民众的表率,能得到人民永远的赞扬,光照汗青。“贪”者,是窃取人民财产的盗贼,是永远不能被饶恕的罪人,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一个官员,一旦贪污受贿,必臭名远扬。清代袁守定说:“今夕受贿,明日则宣传阖衢矣,再明日则宣传阖域矣,再明日则宣传道路矣。”46还说:“盖贪则狼藉之声甚于糞秽,祸害之加甚于戈戟。”47所以,有道德的人、有理智的人、有耻辱感的人,保持自己的德操,不贪、不污、不腐。宋代陈襄说:“一陷贪墨,终身不可洗濯,故可饥可寒,可杀可戳,不可一毫妄取。”48一个官员在任何时候,以生活简朴、节俭为上,“可饥可寒,可杀可戳”,也不要起贪心而犯罪。他还说:“欲养廉,莫若量其所入,节其所用,虽粗衣粝食,节淡度日。然俯仰亡愧,居之而安,履之而顺,其心休休,岂不乐哉。”49廉洁者的心中有一个“公”字,因而心底光明,无邪私,有社会责任感,所以他“其心休休”,安闲快乐;“俯仰亡愧”,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地,是一个内心无疚、幸福快乐的人。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称为清官,或称为循吏、廉吏、良吏、福吏,是后人不断称颂者。

  “公正”,是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重要“官德”。何为“公”?《玉篇·八部》说:“公,平也,正也”。“公”包含着“公平”、“公正”和“正义”。“公平”,指公正与平等。“公正”,指公平正直,没有偏私,诚实无欺。“正义”最早出现于《荀子·效儒》中,其义为合于义理和法律规范者。“公平”即是“正义”,没有公平就没有正义。居官无私,以公心执政行政,是官员最起码的、最基本的执政道德,所以,孔子以“正”来解释“政”,即所谓“政者,正也。”朱熹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50司马光引用孔子“政者,正也”之后,强调指出“为政之道,莫若至公。”51公平是任何官员都必须要有的官德,洁己奉公必须是官员固守不变的节操。另一方面,居官者任何时候都不能有私心,“不以挟私为政”52,不能以权谋私,更是不能以私害公,“无私者,可置以为政”53“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54 “公正”、“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由于“清廉”即是“公正”,因而贪污是最大的不公正、不公平、不正义。国家执政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和社会资源,以非道德、非法的手段窃取了不应该得到的“不义之财”,它凸显了一个“私”字,背于“公”,背于“正”,更是背于“人臣之公义也”。在古代做官有三个价值取向:一是“为君”、二是“为民”、三是“为己”。在古代真正的“为民”是不可能的,但是,“为君”与“为民”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应该统一于“公”。为一己之私利作官,必然追求“黄金屋”和“颜如玉”的美女,把作官作为谋生的职业,作为发财致富的手段。这种“为己”的价值取向,是产生贪污的内在根源。在封建社会中,分配本来就没有公正、公平可言,大量的财富被“不稼不穑”、“不狩不猎”的剥削阶级所占有,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55,唐甄忧虑地说:“惧其不平以倾天下”56,分配不公是导致国家倾覆的重要经济根源。官员的贪污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如填壑谷不可满也”,“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57贪官的危害极大。此外,还有诉讼的不公正、选举的不公正、人事的不公正、办事的不公道等等。社会的种种不公,使社会良心全然丧失,必然加深社会的各种矛盾,严重危及社会的安定,甚至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

  所以,“公正”者,为政之根本也。官员行“公平”、“公正”之德,施“公平”、“公正”之政,就可以服民心,得民心,得天下。《尚书·周官》首先作出论证:“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孔安国对之作《传》时解释说:“从政以公平灭私情,则民其信归之”,惟有公平公正才可以服人心。从政公平,可以消解民怨,减少民众与官府之间的矛盾,能得到民众的信服和拥护。行公正之德,兴公于政,则国家安泰。《尚书·洪范》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即是说:处事公正,没有偏向,圣王之道就会宽广无边;处事公正,没有偏向,国家的治理就会井然有序。人人好公,国家太平;人人偏私,国家必乱。总而言之,为官者施清廉、公正之德,就会国家安泰、人民幸福吉祥。

  

四、“忠信”“谏诤”是忠于国家取信于民之德

  “忠信”一德含有“忠”和“信”两个意思。“忠”者,中正不邪,至公无私,诚实无欺,尽心竭力之谓也。这是一个普通百姓都应该具备的道德,何况官员呢?但在古代的政治生活中,“忠”主要指忠于“国君”、忠于“皇上”:“事君以忠”,“事君尽忠”,“事君能致其身”。《孝经》说:“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德,故上下能相亲。”58这种“忠君”的思想,历代培养出了许多忠臣良将,如比干、伍子胥、诸葛亮、魏征、狄仁杰、包拯等;“事君尽忠”要求绝对服从,最后导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走向了反面,如岳飞、袁崇焕等人的行为就是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更有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意思。不论是一个普通百姓还是官员,都要有牢固的爱国主义思想,“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不顾其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一寸赤心惟报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片丹心图报国,千秋青史胜封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上述铮铮作响的爱国名言中所包含的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伟大思想,一直是鼓舞中华民族为国尽忠的精神动力,也应该是一切官员必须具备的官德之一。

  “信”,五常德之一。以诚之谓信,“信”的本意是诚信,讲信用,不欺诈的意思。作为官德的“忠信”之“信“,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君上讲“信”,就是“忠”,对民讲“信”,就是要取信于民,对民讲信用,不欺骗民众。官府、官员对民众的承诺一定要兑现,而且要认真的兑现。孔子认为,诚信是十分重要的道德,人而无信是不可以为人的,所以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59为官者更是如此。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60所以,“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61只要讲诚信,即使在文化落后的地方,政令也能行得通,相反,如果不讲诚信,即使在文化发达的地区,政令也难以实行。为政者,必须讲诚信,“信者,居官立事之本,与民信则不疑,而事可集矣。”62“集”,成就、完成。一个官员只有讲信用,才能取得成就,完成任务。可见,“信”,是居官之本,也是政事之本。在中国的德治政治中,历来不允许欺骗民众。欺骗民众,是滥官污吏,结果会失去民心,失去民众的信任,会危及政权的稳定。明代汪天赐说:“信者,国家之宝,不可一日无者也。是以为政者,必以信为主,则民听不惑,万事立矣。”63

  总而言之,“忠信”是重要的官德。“忠”和“信”两者都是缺一不可。“忠,德之正也”,即“忠”是真正的、纯粹的德行。“信,德之厚也”,64即“信”是德行中最厚重的部分,强调“忠信”在官德中的重要性。所以二程说:“忠信,礼之本”。65一个官员,必须要讲“忠信”,要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忠于民族;既要对上诚实,不欺上,不瞒上,也不能欺下,取信于民,这是在任何时代的官员都应该是如此的。

  “谏诤”在本质上是一个“忠”与不“忠”的问题。“谏”,是以下对上的规劝。“谏者,以礼义谏正王也”66,按礼义的规定劝止君上的错误。“诤”,直言规谏。“谏诤”,直言说出国君的错误,劝之使其改正。对于人臣来说:有对国君进行谏诤的责任,国君有过而不谏诤劝止,非忠臣也。“所谓忠臣者,上有过则微之以谏”,67“见过不谏,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68 荀子主张,这种“忠”要以道为准,以义为准。谏有五:谓“讽谏、顺谏、窥谏、指谏、伯谏。”“讽谏者”,“患祸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顺谏者”,“出词逊顺,不逆君心”。“窥谏者”,“视君颜色,不悦且却,悦则复前,以礼进退”、“指谏者”,“指质相其事也”。“伯谏者”,“恻隐发于中,直言国之害,励志忘生,为君不避丧身”。“明王所以立谏诤者,皆为重民而求已失也。”69“讽誎”,以委婉曲拆的方式进行谏诤,是孔子所积极倡导的。作为忠臣,即使冒君严君威,也不能隐瞒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即是国君不听,也要犯颜、逆鳞,冒死直谏而不避死,这是忠的表现。对于君上来说:应该纳谏如流,听逆耳之忠言,对群臣的进谏、进言和规劝拒而不听,是极不明智的,是一个十足的“昏君”,于国家是极其有害的。所以,贤君、明君、智君应该“开敢谏之路,纳逆己之言”,70“纳之则世治,杜之则政乱”,71因为,“天下之事,一人虑之不足,众人计之有余,苟惟依阿承顺,无所建明,非有利于天下也。”72这种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的官德传统是很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从谏、纳谏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如何对待过错的问题。先哲很明智,作出了“人谁无过”的正确论断,国君、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都不可能不犯错误,面对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就有可能犯错,犯错误是难免的。人最容易犯的就是主观主义的错误,或看问题的立场、角度和方法的不同;或因缺乏自知之明而自以为是、主观武断、凭空猜想、固执己见等。既然“人谁无过”,那么面对“过错”,应该有正确的态度:首先,一定要有“闻过则喜”的度量,虚心听取意见,乐意接受批评、勇于改正错误,是很有道德自觉的表现,这不但利于工作,也是人际交往所必须的。荀子说:“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73吕坤也说:“攻我之过者,未必皆无过之人也。苟求无过之人攻我,则终身不得闻过矣。”清代石成金说:“人之有过,若不自知,惟旁人视之甚明,必须虚己下问,始得闻而改悔。”74明代王讳认为,“君子喜闻己之过,而恶言人之过。闻己之过,则其过可得而遂改;言人之过,乃所以益己之过而已。”75一个有道德的人,喜欢听闻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讨厌说别人的过错,知道了自己的过错,利于改正自己的过错,喜欢说别人的过错等于增加了自己的过错。旁观者清。石成金之言,一语中的,他说:“责我以过,皆当虚心体察,不必论其人何如。局外之言,往往多中。”76旁观者的“局外之言”,往往中肯,击中要害。找准了错误,利于改正错误。

  其次,还要有“过则无惮改”的勇气。孔子说:“君子之过也,如$L̫VxnLE$L̫Vxn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77人所犯的过错,就像日蚀和月蚀一样,人人都看得见,想隐瞒是隐瞒不了的。犯了错误而不知道有错误,“是不智也”,知道了过错而不改正,“是无勇也”。“过而能改,善莫大焉。”78王阳明说:“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79吕坤认为有过不改过,一过变成两过,他说:“有过是一过,不肯认过,又是一过。一认则两过都无,一不认则两过不免。”80人不怕有过,怕的是“文过”,不悔过改过。“过则人皆有,未足为患,患在文饰。倘不文饰,非过也。”81“改过不吝”、“有过则改”,勇于改正错误,是对待一切过错的正确态度。

  为了避免犯错误,减少犯错误,要多闻、多问、多见、多识,孔子则提出“四绝”的主张:即拒绝凭空猜想、拒绝主观武断、拒绝固执己见、拒绝自以为是。《老子》说人要有“自知者明”,没有自知之明的人,一定是一个主观武断者。《周易》中的讲“一阴一阳之谓道”,毛泽东把它解释为辩证的“古代两点论”82,即全面的看问题的方法。还要依据时代的变迁,局势的变化,要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认识,要“与时偕行”、“与时俱进”。总而言之,要崇实务实,奉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不至于犯错误,或减少犯错误。

  

五、“好学”的主要目的在于修身、立德

  “好学”,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有学者认为,儒家是学习型文化,此论值得商榷,但儒家十分重视学习,是不争的事实。《论语》开宗明义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儒家为何要重视学习呢?在儒家看来,学习不只是学习文化,学习智慧,更主要的是修身、修己、立德。朱熹深得儒家重视学习的要旨,他说“学本是修德”83。为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人”,必须要认真学文、学礼、学诗,还要学乐。“好学”,不只是喜欢学习,还要“学不以已”,学习的过程就是修身立德的过程,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84。要学与思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85。邵雍还说:“学不际天人,不足谓之学”,86这是学习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但作为官德之一的“好学“,重点在于修身立德。

  第一,要 “学文”。在古代,建立国家、管理人民,以教学为先务。教之以“文”,学的内容也是“文”。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文”,指历史文献。孔子一生教学的内容是:文、行、忠、信,首先是“文”。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历史文献中包含着官方提倡的社会等级秩序、政治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礼节仪式等方面的内容。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了官方的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礼乐制度仍然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每一个时代,官方倡导的思想,都是掌握着国家政权的那个阶级的思想,占支配地位、起着思想导向的作用。所以,学习不同时代的历史文献,就可以培养出有那个时代价值取向的人。

  第二,要“学礼”。因为 “礼”是西周礼乐制度的核心。“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87,“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88。学习“礼”,就能明白西周政治法律制度、道德行为规范、礼节仪式等;还能明白社会的等级名分、贵贱、亲疏之规定。“礼”是人作为人的一种本质规定,人而无礼无异于禽兽。所以,“礼者,所以正身也”,“无礼何以正身?”89“礼”核心是“敬”,故说“礼者,敬而已”90。“敬”,就是尊重他人的人格,不只是富贵者,还包含贫贱者。“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91“修己以敬”,“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是“正身”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礼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核心”92。作为道德行为规范的“礼”,有正身和自律的功能,所以“不学礼,无以立”也,不懂得礼就不能立身处世,不能立身处世,焉能居官执政呢?所以,《礼记·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所以“礼”是为官者不得不要学习的。

  第三,要“学诗”。“诗”,指《诗经》,共有三百零五篇,含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孔子给予它很高的评价,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尚书·尧典》说:“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人的志趣和情感的。诗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经》“为古代官德标准的渊源之一”,其“忠”、“清”、“勤”、“公”、“信”、“慎”、“宽”,皆源于《诗》93。《诗》还有“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功能,“诵诗三百”,可以授之政,作行政管理;也可以使于四方,从事外交方面的工作;还可以学习到历史、地理、动植等方面的文化知识。当时的外交使臣要很熟记《诗经》中的诗句,在外交场合引用诗来表达思想,是一种外交礼节,也是使臣的文化涵养的表现。孔子说《诗》是“雅言”94之一,即标准的普通话。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还特别对他的儿子孔鲤说:如果不学习《诗经》中的《周南》、《召南》,“犹正墙面而立也”95,犹如正面对着墙,既什么也看不见,也不能前行一步,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如果“不学诗”,就当不好官,担当不了国家之大任。

  第四,要学“乐”。《乐经》是儒家的六经之一,早已失传。《礼记·乐记》和《荀子·乐论》对乐的和静、和气、和谐、和心的社会功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庄子·天下》篇中说:“《乐》以道和”。荀子说:“乐和同,礼别异”。他认为,音乐能使人心静志清,能使人耳目聪明,心气平和,得道制欲,能提升人的道德水准。他说:“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唱有应,善恶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96《礼记·乐记》强调乐能通达伦理,“礼乐皆得,谓之有德”,乐和礼一样能提升人的道德。故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为官者,懂得了“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的道理,从而就能“知音”、“知乐”、“知政”,就懂得了治国的大道,从而就能当好官,执好政。

  “《礼》、《乐》,德之则也”97,在“六艺”中属于道德有范畴,体现了“学本是修德”的内容,此外还有“射、御、书、数”,这属于文化知识的范围,属于技能性内容。在儒家的道德中,还有“智”德。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也”98。这里的“智”是伦理学范畴,不是认识论、知识论的范畴。通过学习获得区别道德上“是”与“非”的智慧,以确定什么可以估做,什么不可以做。孔子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还说:“好学近乎知(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即懂得智、仁、勇三大道德就可以从政,当官“治人”了。

  总而言之,“学文”、“学礼”、“学诗”、学“乐”,主要是为了提高官员的道德素质、文化涵养以及政治智慧,这是“官为民之表”和他们所担当执政任务的要求所决定的。没有修好官德,没有文化素养和执政智慧,是当不好官的,所以中国历来“好学”“勤学”,更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这个传统很好,力图保证执政者是有道德的、有文化的人。以后所实行的开科取士,形成了文官制度,对世界的政治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结语:吸古代官德精华,建当今新型官德

  以上所论及的古代官德的九个方面,它是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在有浓厚的封建宗法制度下、在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中产生和形成的,因而不能不具有二重性:民主的精华与封建的糟粕共存。从正能量的角度说:“古代官德至今还能保留积极涵意,仍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和提倡,同时它也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一种历史见证”,“透过古代官德,可以掘到中国人德治文化的一种独特智慧”,99我们应该万分珍惜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这一笔宝贵财富,切不可以以民族虚无主义的方法去否定它。

  为此,我们所归纳出的“九德”,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历史的统一,因而它是具有鲜明的中国历史特征:即民本性、自律性和致用性。我们在研究官德文明时,既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又要研究它的普遍性,更要研究它的基本特征,这是认识事物本质的必然要求。当代中国的官德思想不可能建立在文化废墟之上,它必须是、而且只能是在继承和弘扬古代官德思想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使当代中国的官德思想既具有新时代的特质,又使之具有中国特色,以此为指导来进行新的官德教育,培养和建设新的官德。

  国务院公务员局在《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中,把公务员的道德概括为十六个字:“忠于国家、服务人民、恪尽职守、公正廉洁”,它含有:忠诚、为民、敬业、勤政、公正、廉洁等德。当今学者李建华在《中国官德》一书中认为,当今的公务员道德应该是:“为民”、“公正”、“勤政”、“廉洁”、“修己”。“为民,应当是官员的首先基本要求”,其他四德只是检验“为民”一德的“标准”100左完民、杨奎等学者在《申说官德》一书中,把“当代新官德概括为六个方面:“为民”、“忠诚”、“务实”、“公正”、“廉洁”、“修己”,认为“为民”是“当代新型官德核心的基本的要求。”101我们把古代官德归纳为“九德”,有自己的特点,把“亲民”、“谏诤”和“好学”也作为古代的官德,应该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早在2003年出版的、由郭培贵主编的《官德》一书,把古代官德归纳为九个方面:“廉洁自律”、“勤政务实”、“忠心爱国”、“视民如伤”、“举贤任能”、“赏罚分明”、“直言敢谏”、“从谏如流”、“率先垂范”等。这里涉及到官德思想的范围问题,应该把什么是“官德“、如何修养官德、如何实行官德和如何做官区别开来。“率先垂范”是实行官德的问题,“举贤任能”、“赏罚分明”是如何做官的问题,“直言敢谏”、“从谏如流”可以归结为谏诤的问题。“修己”不是官德本身,而是官德修养的问题。“谏诤”一德的局限性是十分清楚的,其意义在于人有没有过错?如何对待过$L̫VxnLE$L̫Vxn?总之,厘清古代官德思想范围的问题,对于深入官德思想的研究十分重要。

我们所总结和归纳出的“九德”,是古代官德思想的精华,都值得加以继承和借鉴,其中“为民”一德,虽然在历史上有它特定的内涵,“民”是一个政治的、历史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治背景中,有不同的界定。但古代“为民”一德确实是最有进步意义的官德,因为人民永远是国家的主体,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为民”之德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扬弃其历史的局限性,继承其文明进步的精华,无疑是祖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官德遗产,必须加以认真的弘扬。特别在“亲民”一德中,有着丰富的与“为民”不同的内涵,古代都十分重视这一官德,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继承、不弘扬、不躬行。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当今官德,是区别以往一切古代官德的本质规定。认真吸取古代官德思想的精华,为当今官德的培育和建设服务,是我们研究古代官德的根本目的和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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