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谯定象数易学脉络之承传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陈德述

 

谯定(1023~?),宋代象数易学家。据南宋祝穆《方舆胜览·涪州》的记载,“皇朝谯定,字天发,乐温县玉溪人。深于易,自号涪陵居士。”于“靖康(1126)初,吕好问荐之,钦宗召为崇政殿说书,以论弗合,辞不就。”南宋“高宗(1127)即位,定犹在汴,右丞许翰又荐之,诏宗泽津遣诣行在”。又“靖康初,许右丞荐至维扬从驾,授通直郎直秘阁。未几,冦至,不知所之。”[①]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谯定》说:“深于易学,隐青城大面山中得道。宋高宗建炎(1127--1130)初,以经行召至扬州,欲留之讲筵不可,拜通直郎直秘阁致仕,今百数十余岁。”以上记载,皆言谯定“深于易”,但未说师承何人。《宋史·隐逸下·谯定传》又说:谯定“少喜学佛,析其理归于儒。后学《易》于郭曩氏,”郭曩氏“世传《易》学,盖象数之学也。定一日至汴,闻伊川程颐讲道于洛,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遂得闻精义,造诣愈至,浩然而归。”[②]“后来又尽弃其学而向程颐学易”,“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定之余意者也。”譙定把程氏义理易学传之胡、刘二人,冯、张只得其“余意”。“余意”者,不尽之意也。胡、刘二人虽然学了程氏易学,未获得义理之学,而得“余意”者,象数之学也。的冯、张,特别是张行成是宋代的数术学大家。按照《宋史》的说法,譙定易学的传承脉络如下:从郭曩氏学象数易学,从程氏学易,得其程氏易学的“余意”,再把程氏易学的“余意”传授给张行成,张行成接受邵雍“数”学而发展了数学,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数学大师。

史载譙定有《易传》一书。“深于易学”的说法,说明《易传》是一部很有造诣的著作,否则何以说“深于易”呢?但至今未见谯氏《易传》,因之无从知晓譙定“深于易学”的具体内容。现在,依据上面梳理譙定易学传承之脉络,推之其易学传承脉络。

 

一、       谯定象数学传承了巴蜀学易的传统

 

《宋史》称:谯定“少喜学佛”,后跟随郭曩氏学《易》的象数学。易分两大派,一为义理学;一为象数学。义理学抛弃象数学而言义理,即只从卦爻辞的字义中去解解易理。原始的象数学是指运用《易传》中所含有的阴阳、乘、承、比、应和当位学的理论,去解释易理。汉儒在原始象数学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思想理论发展了象数学,即所谓汉代象数学,它包含有:卦气说、十二辟卦说、八宫卦、纳甲说、九宫说、爻辰说,升降说、卦变说等等。没有证据证明谯定向郭曩氏学的是汉代象数学,那他肯定学的是原始的象数学。

郭曩氏的始祖为汉代“严君平之师”,说明他家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严君平又为扬雄之师。严君平虽著有《周易骨髓诀》和《卦法》两书,但都早已失传,不知内容为何。根据史载,严君平善卜筮易学,重点在劝人为善。他“专精《大易》,耽于《老》《庄》”[③],用《易》理解释《老子》,著有《老子指归》,说明严君平是一个道家学者。他为扬雄老师,传授给扬雄的是具有道家特色的学说。从扬雄著的《太玄》来看,就是如此。《太玄》只是仿《周易》而作,它在形式上、内容上、主旨上,都与《周易》完全不同。《周易》组成八卦的基本符号是阴阳,讲阴阳及其阴阳互根、互摄、互补、互化等等,在思维模式上是讲“一分为二”的。司马光在对比《周易》与《太玄》的差别时说:“大抵道同而法异。《易》画有二,曰阴曰阳;《玄》画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易》以八卦相重为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错于方、州、部、家为八十首。”[④]可见,扬雄《太玄》的八十一首的思维模式是“一分为三”。冯友兰说:“《易》是按二分法发展的”,“《玄》是按三分法发展的。”[⑤]《易》卦的六十四卦是26,《玄》的八十一首是34 。扬雄的思想本质上是儒家,想保持儒家的纯洁性而批判神学和今文经学,为了想发展儒家而吸收道家思想,他所创立的太玄学体系是把《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理论符号化,有深厚的道家色彩。扬雄的《太玄》,吸收了卦气说,使其中含有天文历法的要素。所以,冯友兰说:“扬雄的《太玄》,可以说是汉代‘象数之学’的一个改造”[⑥],可以说《太玄》具有鲜明的象数学的色彩。西晋范长生“善天文,有数术,民奉之如神”[⑦],承续了苌弘以来的传统。扬雄“《太玄》对象数之学的借鉴,于后世亦有影响,尤其在两宋,象数派易学家对《太玄》也是较为推崇的。”[⑧]郭曩氏传易给严君平、君平传给扬雄,“雄传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绝传”[⑨]表明巴蜀象数易学的传统。

扬雄的太玄学为他首创,应该是渊源于严君平,是对严君平思想的创造性发展。这源于巴蜀文化自古就有崇尚象数的传统。中国天文历算的奠基人、世界杰出的天文学家、春秋末年的苌弘,是周敬王大夫、今四川资中人。《国语》、《左传》、《庄子》、《史记》、《吕氏春秋》均有记载。《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景王问于苌弘曰:‘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对曰:‘蔡凶。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也,岁在豕韦[⑩],弗过此矣。楚将有之,然壅也。岁及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淮南子·汜论训》说:“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历律之数,无所不通。”高诱注:“数,历术也。”说明苌弘是一位精通天文历法、占卜凶吉的数术大师。汉代阆中的落下闳(前156年—前87年),继承和发扬了苌弘“历律之数“的的传统,于汉武帝元封年间参与历法改革,为之作出很大的贡献,一、研制浑仪和浑象;二、开创浑天说;三、制定太初历。太初历改周代之建子,采用夏代之建寅,以寅月为正月。太初历运用“通其率”[11]计算出闰月周期为19年7闰,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12]。在二十四节气中,位于偶数者,即冬至、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叫做中气。凡阴历月中没有遇到中气的,其后应补一闰月。《太初历》采用的以寅为岁首和科学的置闰法,一直沿用至今。从落下闳的成就来看,苌弘精通天文历数的学问得以传承,自是以后,四川出现了许多“天数”学家:扬雄、谯周、梁令瓒、胡秀林、张思训、张大檝、黄裳、任文公、杨由、李郃、段翳、折象、董扶、杨厚、翟酺、任安、景鸾、何宗、杨宣、段恭、任永、周群、任琼等,吕子方分别对上述人物详加考证,并据此提出了“天数在蜀”[13]的观点。在这些历数家中,有许多是易学家,如扬雄、任安、折象、景鸾、段翳等等。由此可知,清代张澍之“蜀自汉以来,多通术数,其学盖源于苌弘”[14]之论断,虽用了个“盖“字,仍然证明蜀人崇尚象数的传统,是凿凿可信的。谯定从其祖先接承下的象数学,正是继承了蜀学易的传统。                                  

  巴蜀易学有没有它的传统和特征呢?舒大刚教授等所著的《巴蜀易学源流考》一文,对巴蜀易学的“源”与“流”作了系统的、较详尽的考释,并且对巴蜀易学的传统和特征也作了回答:“巴蜀易学,四道毕备,有尚辞之义理易( 如苏轼苏氏易传 ),有尚象尚变之象数易( 如李鼎祚《集解》、来知德《集注》),有尚占之卜筮易( 如严遵等人) 而尤以卜筮易、隐士易源远而流长,独具特色。至于《易》《老》兼治(或以《老》解《易》,如严遵、扬雄),图书说《易》 ( 始于陈抟,传者有胡世安),佛陀解《易》 ( 苏轼、龙昌期),以及仿圣拟经(扬雄、王长文、卫元嵩等),则又巴蜀易学者所优为者也,后之治《易》《玄》、谈《图》《书》者,皆以蜀学为原始。刘咸炘曰: ‘易学在蜀( 伊川语),如诗之有唐矣’。信矣!”[15]《巴蜀易学源流考》的意见是对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地区的学术都不是单一,是多样化性的。在这个多样性的中亮点,就是它的特色。巴蜀易学,在“四道毕备”的基础上,它的亮点是一以贯之象数和数术的传统。

 

二、谯定是真的接受了程颐的义理易学吗?

 

谯定到底几次见程颐?他到底真是不是程氏门人?《宋史·谯定》说,谯定两次见程颐,朱熹说只见过一次,并且怀疑为程颐门人。这关系到谯定学术思想是否一以贯之的问题。

朱熹对《宋史》说:谯定跟随程颐学习易学并且两次见面,持怀疑态度。据《宋史·列传·隐逸·谯定传》“谯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学佛,析其理归于儒。后学《易》于郭曩氏,自"见乃谓之象"一语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16],始祖在汉为严君平之师,世传《易》学,盖象数之学也。定一日至汴,闻伊川程颐讲道于洛,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遂得闻精义,造诣愈至,浩然而归。其后颐贬涪,实定之乡也,北山有岩,师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读易洞。”就是说,谯定在程颐未贬一涪陵之前,“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程颐被贬到涪陵后师友又“游其北山岩中”。

朱熹(1133—1200)虽然在程颐(1033—1107)死后26年才出生,但他们相距的时间并不远长,朱熹的怀疑有相当的可信度。朱熹在《与汪尚书》中对谯定从程颐学易一事提出了疑问,他说:“谯天授亦党事后门人,熹见刘(勉之)、胡(宪)二丈说亲见谯公,自言识伊川于涪陵,约以同居洛中。及其至洛,则伊川已下世矣。至考其它言行,又颇杂于佛、老子之学者,恐未得以门人称也。以此一事及其所著象学文字推之,则恐其于程门亦有未纯师者。不知其所谓卒业者,果何事邪?”[17]朱熹的怀疑得了胡渭的认可。他说:“朱子此言,则谯定仅识伊川于涪陵,而入洛则不及见,史称先受易于洛,后复从游于其乡者妄也。徽宗朝蔡京用事,禁毋得挟元佑书,自是伊洛之学不行,时胡刘二公皆在太学,而定适至,闻其尝与伊川游,故慨然师事之。所欲闻者,义理也,而定本象数之学,不能有所益。定于伊川不纯师,二公于定亦未纯师也。故朱子虽游二公之门,而不得见希夷之真图,晚使蔡季通入峡乃购得之。“易学在蜀”亦必非伊川语,盖其徒知象数非儒者所尚,故自附伊川之易,以张其学。修史者不能裁择,因而书之以为传,实不然也。昔严君平著《老子指归》,而郭曩氏始祖为其师,然则定所受者乃老子之易,其于圣人之道,犹爝火之于日月也。何足选哉!何足选哉!”[18]朱熹的怀疑,提出了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谯定现程颐只见面过一次,地点在涪陵,他们约定下次见面是在洛,因程颐已经去世,未能实现。第二,谯定向未曾程颐学易,“问以伊川易学,意似不以为然”,难以确定。第三,谯定向程颐学是不可能的。谯定不可能弃其佛老之学而成为程颐的门人;程颐的易学是义理学,谯定祖传的象数易学,不可能背弃祖传而向程颐学义理易学。

如果按《宋史》说法,程颐第一次见程颐是在被涪陵之后,具体在什么时段未明说。天圣五年(1067),随父前往汉州(今四川广汉)时,已经34岁多。从24岁在京师授徒讲学,到现在已经十四年了。他在讲学内容上,以仁德为本,《宋史》说他“于书无所不读,学本于诚。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19]他学习的重点是《四书》,只是“达于《六经》”,他到四川时,对《周易》尚未深入研究。正因为如此,游成都时,“见治篾箍桶者挟册,就视之则《易》也,欲拟议致诘,而篾者先曰:‘若尝学此乎?’因指‘未济,男之穷’以发问。二程逊而问之,则曰:‘三阳皆失位。’兄弟涣然有所省,翌日再过之,则去矣。”[20]

对未济卦“二程逊而问之”,说明他们是懂的,不然就不是“二程逊而问之”。所指的“未济,男之穷”一语,出自《杂卦传》,为何说“男之穷”,篾者以“三阳失位”来解释。《程氏易传》于《易传》只解了《彖辞传》、《象辞传》、《文言传》,未解《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不知他对“男之穷”作何解释?朱熹亦未解。孔颕达解释说:“刚柔失位,其道未济,故曰穷也”。“刚柔失位”即阴阳不当位。篾者的回答“三阳皆失位”是依当位说来说的。未济卦为三阳三阴皆不当位,既济卦三阳三阴皆当位,两卦不但相错且相综,未济中有既济,既济中有未济。由于既济三阳三阴皆当位且相应,故为已成之卦,表示事情已经完成。由于未既卦六爻皆失位,但相应故表示未完成,而不是不能完成,待将来完成。篾者之解释没有特别的深意。二程为何要“涣然有所省”呢?“涣然“者,明白也,辖然开朗之意。就是说,当时在二程的《周易》的知识中,没有爻位说和当位的象数学知识。那么他们从中“省”悟到了什么呢?说明程颐“省”悟到了,对《周易》不能只重义理,篾者以象数解《易》觉得新鲜,所以才“涣然有所省”。所谓“省”悟者,指在以后的注《易》没有完全排斥象数,他也肯定象数学理论。

如果说,谯定第一次“至汴,闻伊川程颐讲道于洛,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遂得闻精义,造诣愈至,浩然而归”的话,那么是何时?向程颐学习什么?胡昭曦教授说,“程颐为35岁至53岁,为"布衣"、"年尚少"、"未为世所知",学术地位还不高,影响也不大”,意思是说,谯定不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去向程颐学习。胡教授说,“元佑七年至绍圣四年,这七年多的时间,程颐58岁至65岁,已任官崇政殿说书、判西京围子监,其学术地位比以前高,影响也比以前大。谯定可能是这段时间到洛阳听程颐讲‘道’”[21]的。

笼统地说程颐反对“象数”学,是不妥当的,程颐反对的象数学不是原始的象数,而是汉以后特别是当时的陈抟的图书学和邵雍的象数学。原始的象数学,到了宋代分化为“象”、“数”和“术”三学了。陈抟结合“象”和“数”,创造出“图书”学,是对易学的发展与创新,但当时儒家学者亦不认可,直到清初毛奇龄还文章批评,认为“太极图”、“河图”、“洛书”,为陈抟没有根据的伪造。邵雍把“数”和“术”都加发了发展,著《皇极经世》发展了“数”学,著《梅花易数》发展了“术”学。《梅花易数》是讲占卜术的,他却要用“易数”而不用“易术”。这里的“数”是“术”的意思。《皇极经世》提出“皇帝王霸”说和“元会运世”说。蔡元定(1135~1198)说,《皇极经世》“其用字立文,自成一家;引经引文,别为立学,故学者多疑惑,……”[22],说明当时就有人反对。程颐从儒家正统的立场出发,对陈抟、邵雍的象数持异义是可以理解的。

 

《程氏易传》于元符二年(1099)完成,“其特点是以‘义‘或’或‘天理’解释变易的法则”;为了说明义理并不排斥“卦变说、当位说、相应说”[23],特别是在对“未济”卦的解释中,吸取了蜀人篾者的说法。他在解释“未济”卦的卦辞说此卦“诸爻皆不得位,故为未济《杂卦》云‘未济,男之穷也,谓三阳皆失位也’,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

 “易学在蜀”自宋以来,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学兄胡昭曦专门进行了研究,对此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说程颐所云“‘易学在蜀’是出自他对四川地区易学研究的传统和现状的了解,从而概言蜀中易学发达,或指蜀中对易学有研究深度、特色的学者,亦或二者皆指。”[24]“易学在蜀”的说法是指蜀易的特点,就是“象数”与“数术”。

 

三、从谯定易学的传授看他的学术脉络

 

按《宋史·谯定传》的说法:“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定之余意者也。”谯定和程颐的易学承授关系前面已经讲过,谯定从程颐学到的“易学”是什么易学,是义理“易学”呢?还是象数易学呢?程颐的易学特征是义理易学,不是象数易学。《程氏易传》“继承发展了王弼的易学方法,将义理派的易学研究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是宋代义理派易学的经典著作”。[25]如果谯定“弃其”祖学而得“精义”则应该是程颐的义理易学,但谯定传授给“胡宪、刘勉之”的是义理学吗?,按朱熹的说法,胡、刘二人否定谯定向程颐去洛阳学习易学的。下面,我们分别查看谯定的门生胡、刘、冯、张四人对其易学的传承情况:

谯定弟子之一胡宪(1086—1163),字原仲,南宋人,居建州(福建)崇安。“绍兴中以乡贡入太学。会伊、洛学有禁,宪独阴与刘勉之诵习其说。既而学《易》于谯定,久未有得,定曰:“心为物渍,故不能有见,唯学乃可明耳。”宪喟然叹曰:“所谓学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学,不求人知。一旦,揖诸生归故山,力田卖药,以奉其亲。安国称其有隐君子之操。从游者日众,号籍溪先生,贤士大夫亦高仰之。”[26]以此知道,胡宪“学《易》于谯定”,而“久未有得”,是指从程颐那里学来的义理学?还是祖传的象数呢?如果“未得”的是义理学,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义理学并不是十分难懂的,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是象数学。谯定说:“人的内心被外物浸泡,所以不能有见解,只有学习才能明白啊。”胡宪喟然长叹道:“先生所说的学习,不是指约束克制自身的言行和欲望的素养吗?”谯定对胡宪的解释和胡宪的感悟都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说的。既然象数易学“久未有得”,谯定就只有从道德个头的角度云开导他。胡宪后来归隐故里,过着“隐君子”的生活,他未能学得谯定的学说,没有能接承谯定易学的内涵和主旨。

谯定弟子之二刘勉之(1091—1149),字致中,南宋建州(福建)崇安人。“自幼强学,日诵数千言。逾冠,以乡举诣太学。时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挟元祐书,自是伊、洛之学不行。勉之求得其书,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潜抄而默诵之。谯定至京师,勉之闻其从程颐游,邃《易》学,遂师事之。已而厌科举业,揖诸生归,见刘安世、杨时,皆请业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结草为堂,读书其中,力耕自给,澹然无求于世。与胡宪、刘子翚相往来,日以讲论切磋为事。”[27]刘勉之先师事谯定,未深研谯定易学,后见到了刘安世、杨时后,又改换门庭受业于门下,也未能谯定易学宗旨。后辞归武夷山,专事讲学,创立“刘胡学派”。此派尊奉二程。反对王安石“新学”。对于《易》学,认为 “复卦”,是“《易》之门户”,主张“学《易》莫先于复,而初九乃其工夫之要”。特别注重“克己”,教授诸生“训以为己之学”。主张“取人‘以德行经术为先,其次则通习世务’。”为学重视“前代治乱兴衰”,以补时用。尊奉二程,其易学以义理为主,属于程氏的义理之学。

谯定弟子之三冯时行(1100—1163),字当可,号缙云,四川巴县人。宋徽宗宣和六年恩科状元,历官奉节尉、江原县丞、左朝奉议郎等,后因力主抗金被贬,于重庆结庐授课,坐废十七年后方重新起用,官至成都府路提刑,逝世于四川雅安。《宋史》无传。事迹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一O、一四二、一七六、一八二、一九二中,代清陆心源著的《宋史翼》卷十中,有传。《宋史·艺文志》载,著有《缙云集》四十三卷,已散佚,明嘉靖中李玺刊为《缙云先生文集》四卷,卷一至三为诗。《四库全书·缙云文集·提要》称其诗 “忠义之气,隐然可见”。冯时行的《易论三卷》已佚。舒大刚等教授根据史载,点明冯时行“言易之象在画,易之道在用,学传于李舜臣; 李舜臣易本传以为易本于画,舍画则无以见易,故其书因画论心,中爻为用,盖主于借卦位爻象以明义者。胡一桂谓其优于明象者也,是皆尚象之家。”[28]可见,谯定的弟子冯时行和再传弟子,皆明象之学,而不主义理之学,说明谯定仍然保留着自己祖传的学统,未能接受程颐的义理易学。

谯定弟子之四张行成(生卒年不详),字文饶,时称“观物先生”,南宋临邛(今四川邛崃)人。南宋绍兴(1131—1137)进士,乾道(1165-1173)间,“由成都府路钤辖司干办公事,丐祠归。”杜门十年,潜心著述,著有《周易述衍》十八卷,以阐明“三圣”(伏羲、周文王、孔子)之易;《翼玄》十二卷,阐明扬雄之易;《元包数义》三卷,阐明卫元嵩之易;《潜虚衍义》十六卷,阐明司马光之易;《皇极经世索隐》二卷、《观物外篇衍义》九卷,阐明邵雍之易;《周易通变》四十卷,是张行成的代表著作。乾道二年(1166年)六月,上表进书,皇帝下诏褒奖,除直徽猷阁,官至兵部郎中、知潼川府,为政善于理财。

张行成在《周易通变》中取邵雍先天图十四图,敷演解释以通《易》之变,又将邵氏图式归纳为“象图”和“数图”两个基本图式。“象图”来源于先天卦位图,表示生物之时;“数图”又称坎离既济图,表示生物之数。雍之学有“所传十四图,世不得其传。行成得于蜀中估籍吏人之家,因演解之。以为象数之用,皆起于交,交则变,故称‘通变’”。“象之变为‘交泰’,图体之极于129600,以86400为用,观物为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之数,其要则总于四象运行一图。“数”之变为《既济》,图体之极于122880,而以34048为用,观物为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声音、律吕、倡和之数,其要总于八卦变之八图。四象运行、为天数。八卦变化为物数。处于其间,上以承天,下以生物者为地数。故二者之用,全在卦气之一图,以动植通数,布为九位,中五斡旋,卦乃生焉。256卦,会分为12,位分为16,具138240之体,92160之用。而天之运行,物之变化,自1至1800万之数,皆在其中”。以此延伸,“坤(地)之无极之数,阴阳之消息,运世之否泰,人物之盛衰,皆可得而考。天垂象,河、洛出‘图’、‘书’,伏羲因之而画卦,伏羲之意,传天之意也。先生(邵雍)之书,尽寓于十四图。”祝泌认为,张成成对于邵雍之学“其发明固多,其支蔓亦多。”魏了翁“惜其书之不尽传”,并说:“行成大意:谓理者,太虚之实义;数者,太虚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数,因数而有象;既形之后,因象以推数,因数以知理”[29],这是张行成论《易》的名言,亦可以说是他论《易》的主旨。张行成曾以谯定为师学《易》,主要弟子有吕凝之。可见,张行成之“象”、“数”学,虽以邵雍之“数”学为主,同时也继承发挥了谯定“象”学。

到了明代来知德(1526--1604)回归到本源的象数学,著《周易来注》,由于它传承了巴蜀易学的传统,唐明邦教授称之为“蜀易的扛鼎之作”[30]。他的所谓“象”,是指六十四卦的错卦之象、综卦之象和中爻之象,是依据《系辞传上》的“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和《系辞传》的“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而来的。进而再把卦象分为:“卦情之象,有卦画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错卦之象,有综卦之象,有爻变之象,有占中之象。如释卦名卦义,有以卦德释者,有以卦体释者,有以卦综释者,皆言象也。所以说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但形容物宜可拟可象,即是象矣。”[31]他的所谓“数”,是指蕴含于《易传》中的爻位说、得中学、当位说、乘承比应之说。来知德以这样的象数学为依据来解释卦爻辞,强调“理寓象中”,义理与象数是统一的,舍去了象数,《易》理不失去了依据,可见来知德回到了本源的象数学,继承和发展了巴蜀易学的传统。

 

使之与郭曩氏、严君平、扬雄、李鼎祚、谯定、陈抟、张行成、来知德之易学形成了一个完事的练条。他们的学说虽然各有差异,但都贯穿着象数、数术的传统。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偕兄于嵩阳讲学。元丰元年(1078)知扶沟县,“设庠序,聚邑人子以教之”。元丰五(1082)年,文彦博将其鸣皋镇(今河南洛阳伊川县境)之庄园赠给程氏,乃自建伊皋书院,讲学其中几达20年。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由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推荐,程颐被授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县)团练推官,西京(洛阳)国子监教授等职。次年应诏入京,受命为崇政殿说书,其职务是教皇帝读书。


[①]南宋祝穆:《方舆胜览·涪州》。

 

[③]常璩:《华阳国志》卷十。。

[④]司马光:《太玄集注·说玄》。

[⑤]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第248页,人民出版社,1998。

[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第247页,人民出版社,1998。

[⑦]转引自舒大刚、李冬梅《巴蜀易学源流考》,见《周易研究》2011年第4期第28页。

[⑧]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第127页,湖南出版社,1991。

[⑨]转引自舒大刚、李冬梅《巴蜀易学源流考》,见《周易研究》2011年第4期第31页。

[⑩]星宿名。《广雅》:“营室谓之‘豕韦’”,‘营室’即二十八宿之室宿。

[11]“通其率”的计算方法,参阅查有梁的《落下闳》(修订版)第一章第二节,四川辞书出版社,2009.

[12]参见查有梁的《落下闳》(修订版)第二章《落下闳的贡献》,四川辞书出版社,2009。

[13]参见吕子方:《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上)《天数在蜀》第225—26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14]张澍:《蜀典》卷二《人物类》。

[15]舒大刚、李冬梅:《巴蜀易学源流考》,见《周易研究》2011年第4期第33页。

[16]北宋熙宁八年(1075)在铜佛坝(今綦江赶水)设南平军,南宋嘉熙三年(1230)迁至隆化县 (今南川),当时的南川在今綦江古古南镇。元至元十十二年(1285)废旧南川和南平军,改性化县为南川县。 

[17]《朱熹集》(二)第128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18]胡渭《易图明辨》卷十。

[19]《宋史·列传·道学一》

[20]《宋史·列传·隐逸·谯定传》。

[21]胡昭曦:《析‘易学在蜀’》,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

[22]转引自尚秉义《<皇极经世>导读·自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23]朱伯崐:《易学哲学史》(中)第189、19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24]胡昭曦:《析‘易学在蜀’》,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

[25]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第265页,湖南出版社,1991。

[26]《宋史·列传·隐逸·胡宪传》。

[27]《宋史》·列传·隐逸·刘勉之传》。

[28]舒大刚、李冬梅:《巴蜀易学源流考》,见《周易研究》2011年第4期第30页。

[29]《宋元学案(第四册)·张祝诸儒学案》。《宋元学案》第2615—2616页,中华书局,1986。

[30]见“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丛书”、陈德述《周易正本解(修订本)·原初版序》,巴蜀书社,2015。

[31]《周易集注·来瞿唐易经字义·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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